黄埔，蒋介石一切辉煌的起点。这个浙江奉化的小镇青年，终于在37岁踏上了步点儿，找到了自己方向。在这里，仅仅用了3年的时间，蒋介石就缔造了一个属于自己的军政圈子，建立起强大的权力基础，在之后的四分之一个世纪里，成为中国力量的代表。或许蒋介石不曾真正统治过中国，但他的确抓住过什么。

 

蒋介石是怎样做到的？风起云涌的大革命时代，选择站在哪儿才是关键。当北洋政府政治资源耗尽，苏联的巨额投资到位，国民党各派系你争我夺时，蒋介石抓住了机会，干了一番事业。

 

站在风口上的蒋介石

 

参加革命以来，蒋介石可谓“冲锋陷阵”：亲率突击队百余人杀入闽浙总督衙门，暗杀光复会领袖陶成章，攻打江南制造局，立下不少功劳。但是，出身浙江奉化的他，始终不能混进孙中山为核心的“粤人”圈子。直到1922年6月，陈炯明叛变，孙中山避难于永丰舰，蒋介石登舰护卫，鞍前马后40余日，才取得孙的信任和器重。

 

1923年2月，蒋介石被任命为大元帅府大本营参谋长。8月，到苏联考察军事。

 

谁都知道赴苏考察，洽谈援助的最佳人选是廖仲恺。廖仲恺不仅是孙中山身边的红人，而且是最拥护“联俄容共”政策的国民党人，然而正因为太红、太忙，抽不出时间来。此时，蒋介石写信给大元帅秘书长杨庶堪，表示“希望赴俄”。孙中山正好在给廖仲恺找“替补”，就选中了蒋介石。

 

12月15日，蒋介石从苏联回国，给孙中山寄了一份《游俄报告书》。一个月后便被孙中山委派为“陆军军官学校筹备委员会委员长”，所谓“筹备委员会委员长”有两层意思，第一层意思是，叫蒋介石历练一下，大权随后就交给他；另一层意思则是“你先筹备着，我再权衡一下”。

 

 

1924年6月16日，孙中山率国民党党政军要员出席黄埔军校开学典礼。前排左起：邹鲁、胡汉民、孙中山、蒋介石、欧阳格

 

此时的蒋介石虽然有了“勤王护驾”的功劳，但是孙文仍然把他视为侍卫长看待，并不看重他的政治才能。在1924年1月召开的中国国民党一大上，蒋介石只能算是个小角色。在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二十四人，候补中央委员十七人中见不到蒋介石的名字。不要说胡汉民、汪精卫、廖仲恺、居正、李烈钧、柏文蔚、谭延闿、于右任等党内大佬，就连李大钊、林伯渠、毛泽东、张国焘、瞿秋白等共产党人的名字都排在了蒋介石的前面。更可气的是，蒋介石连浙江省党代表的位子也没混上，仅仅以军事委员会的一个委员的身份在国民党一大上亮相。在一百六十五位抵粤代表之中，郁郁寡欢之状可想而知。

 

党内地位如此之低，这叫蒋介石心中不乐，一气之下，于1924年2月21日留书请辞，“怫然而行”。

当蒋介石带着妻子陈洁如来到上海西藏路张静江公馆时，张静江显得非常讶异。他不解地问道“介石，中山先生器重你，委托你办军校，也就是将本党之命脉交由你，责任重大，你理应尽力才是，怎么在这个节骨眼上来上海？”

 

蒋介石告诉张静江：“中常委打算让孙先生兼任校长，而孙先生属意程潜和许崇智，只让我和李济深为副校长，我实在不愿意给人家做嫁衣裳!”

听明白蒋介石的意思后，张静江答应他，在孙先生面前说话，保举他当“校长”。

 

蒋介石负气出走之后，黄埔军校的筹备事务，全摊在廖仲恺身上。廖仲恺于3月26日电蒋：“转介石兄，归否？请即复，俾得自决。”言下之意，你再不回来，我就自己干了！蒋介石也知道，军校不会因他辞职而不办，遂以婉转的文字给廖仲恺复电：“函电敬悉，弟必来粤勿念。”并在电报中对校务做了一些安排。

 

不过，蒋介石还想拖一些日子，等个准信儿。

 

最终是孙中山等不及了，派许崇智请他回来履职。许崇智告诉蒋介石，自己无心校长一职，听到这里，蒋介石这才松了一口气。

 

1924年4月21日，蒋介石心满意足地回到广州，于26日到黄埔军校办公。5月3日，孙中山正式任命蒋介石为黄埔军校校长兼粤军参谋长，并允诺给予他在人事与财政上更多的权力。廖仲恺亦于5月9日正式出任黄埔军校中国国民党代表，孙中山自兼军校总理。

 

此时，在孙总理、廖党代表之下，蒋介石在黄埔名列第三。直至次年，孙、廖相继辞世后，蒋才真正坐上黄埔军校第一把交椅。

 

1926年7月，国民革命军总司令蒋介石在广州东校场举行北伐誓师典礼，场面浩大

 

 

苏联的风险投资

 

上世纪五十年代，中苏两国走过了一段“蜜月期”。苏联人以“大公无私”的国际主义情怀，向中国援建了156个大型项目，为新生的社会主义中国打下了坚实工业基础。实际上，苏联的“无私援助”早就开始了。在中国共产党人夺取政权之前二十五年，苏联的第一个项目就在珠江上一个江心小岛上建了起来。

 

1924年春夏之交，在苏联的“人”、“财”、“枪”三援之下，孙中山才得以建立起黄埔军校。为了这座军校苏联花了不少本钱。当时，“苏联顾问的活动中心就是创建黄埔军校，他们都直接或间接地为创建军校做出了贡献”。

 

建校之初，苏联就派出了军事教官。这可以算是最早的一批来华“苏联专家”。苏联教官最多时达到三十多人。在第一次东征时，苏联名将加伦将军率领二十名俄国军官参战，第二次东征时，参战的苏联军官更多。

 

黄埔军校的苏联专家们主要负责军事教育，采取了当时苏联最新的军事理论和技术，进行讲授和训练。军校的军事教学课程分为学科和术科两类，学科主要教军事理论，术科主要教军事技术。

 

由于当时军情紧迫，必须将原定三年一期的训练计划缩短为半年一期。为此，苏联顾问会同军校有关人士进行研究，抓了两项工作：一是按六个月的训练要求，重新制定出军事教育计划，安排各项科目进度，并定出实施的详细办法；二是重新编写典、范、令和战术、兵器、筑城、地形、交通通信五大教程。

 

除了军事教育，政治教育更是黄埔军校的特色。在苏联顾问的指导和参与下，借鉴苏联红军的建设经验，制定了切实的教育内容和多样化的教育方法。教育内容着重基本革命理论和革命知识，对三民主义和马克思主义采取兼收并蓄的方针，都允许在校内公开传布。

 

军校的政治教育大纲规定的政治课多达26门，如：《社会主义原理》、《中国农民运动》，《中国职工运动》、《军队政治工作》、《三民主义浅说》、《中国国民革命运动》、《帝国主义侵略中国史》等。以至于“黄埔军校深受苏联红军影响，无论是编制体制还是军事教育训练，都深深地打上了苏军的烙印”。

 

黄埔军校初创时，武器奇缺。当时驻防广东的粤、桂、滇等军阀，表面上接受孙中山的领导，但割据防区，把持财政，对筹办军校并不支持。军校开张时，只有粤造七九毛瑟枪三十支，所需武器装备全靠苏联援助，才有了革命的“家伙”。黄埔军校第一任教育长王柏龄在《黄埔军校创始之回忆》中说：第一批苏联军火就有长枪八千支，小手枪十支。八千支俄式步枪均配有刺刀，每枪有五百发子弹。学员们个个欢天喜地，说：“今后我们不愁了，革命有本钱了。”

 

此后，苏联继续向广东革命政府提供大批急需的武器弹药。

 

据统计，除派遣军事顾问外，苏联为军校提供了250万卢布的开办经费，并“先后6次为军校运来了大批的枪炮弹药，计有步枪51000支，子弹57400万发，机枪1090挺”等，“从根本上保证了军校之训练、建军及其军事斗争的顺利进行”。

 

正是有了苏联的大力支持，黄埔军校才能顺利组建，并很快培养出一大批优秀的军官。这些年轻军官中，一部分成为蒋介石的嫡系，另一部分在大革命之后成为共产党的军事骨干，最终把蒋介石赶出了大陆。这样算起来苏联人也没有吃多大亏。

 

1927年4月，蒋介石第一次出现在《时代》封面上，题目是《在孙中山陨落之后升起》

 

“党指挥枪”与三方共治

 

军校筹办时，只是个空架子。从学生报到，到教员登场，再到苏联援助的军火到位，不到半年时间，黄埔军校便初具规模。

 

此时的黄埔军校，并非蒋介石的天下。国民党各个派系以及共产党人都很清楚——黄埔军校是个“大项目”。因此，人事问题变得非常敏感。

 

按照黄埔军校的权力格局，廖仲恺任党代表，蒋介石任校长，戴季陶任政治部主任，构成三驾马车。平时主要由校长负责具体工作，政治部主任辅助；政治部主任，在特殊情况下又可行党代表职权，可以当临时的老大。

 

值得玩味的是，按国民党内地位论，廖仲恺、戴季陶算是国民党大佬了。同时，廖仲恺是国民党元老，左派领袖；戴季陶则是国民党右派代表。廖仲恺任党代表，戴季陶任政治部主任，是众望所归，也是各自政治势力的平衡。黄埔军校可谓“党指挥枪”和“左右共治”的叠加。

 

更重要的是，蒋介石和戴季陶的关系，这两个浙江老乡，青年时代同在日本留学，从此成为莫逆之交。一般相信，蒋纬国是戴季陶之子，戴季陶留学日本时与日本女子所生。蒋纬国晚年公开承认戴季陶才是他真正的亲生父亲，可见戴季陶与蒋介石的关系是多么铁。

 

而蒋介石也并非校长的必然人选，除了许崇智和程潜，邓演达和何应钦也是黄埔军校校长的有力竞争者。

 

邓演达是国民党左派，与廖仲恺关系太近，廖邓组合是除国民党左派外的其他政治派别不能接受的结局。因此，邓演达出局。何应钦的问题是在孙中山身边时间太短，此外也没人挺他，因此也出局。由于何应钦“无派系”的好处，蒋介石便任用他为总教官，从此成为蒋介石的心腹。

 

不过，“莫逆之交”的戴蒋组合，破坏了国民党内部的政治生态。开学不到一个月，黄埔军校首任政治部主任戴季陶突然不辞而别。戴主任戏剧性地失踪，黄埔军校师生甚感莫名。其实是戴蒋组合不被国民党其他派系接受，或蒋走，或戴走，两者余一。戴季陶够义气，他把机会留给了蒋介石，离开黄埔军校，去筹办一所新的大学——中山大学。

 

戴季陶神秘失踪后，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一职由原政治部副主任邵元冲代理。邵元冲是旧派文人，根本不能胜任。于是，共产党人周恩来接任。至此，黄埔军校形成了国民党左派、国民党右派和共产党人，三方共治的局面。

 

争夺金子般的优秀学生

 

蒋介石好不容易争到黄埔军校校长的位子，希望在这里积累自己政治生涯的第一桶金。因此，在黄埔军校刚开办时，蒋介石一门心思扑在军校建设上来。他身体力行，做到“不吸烟，不饮酒”，生活状态与他在日本和上海时判若两人。在校时，蒋介石必到餐厅与教职员一起就餐，教职员必须等他动箸尔后动箸，大有励精图治之意。

 

在军校开学后的8个月中，蒋先后向军校学员发表讲话46次，进行军事和政治基本观念的灌输，讲题包括军人的义务、责任，革命军人对三民主义的信仰，军人拿枪的目的，军人的纪律和服从、军人的团体生活等。同时，他自编《新兵精神教育问答》小册子，作为学员精神教育读本，主要内容有“我们为什么来当兵？”“如何可以挽救国家危亡”等。

 

蒋介石很注意联络师生感情。根据黄埔一期学员徐向前回忆：“黄埔军校开课后，蒋介石每个星期都到学校来，要找十个学生见面、谈上几句话，几乎所有的学生，都和蒋介石单独见过面、谈过话。”同为黄埔一期的郑洞国则回忆：“蒋校长叫我去谈话，我非常紧张，他一口浙江官话，我生怕听不懂，加上紧张，几分钟的对答，出来时上身都湿透了。”

 

蒋介石有相人之术，他在找学生谈话的时候，一般是自己先开个头，然后就很少言语，而是听学生说和看学生做。蒋介石对那些骨骼清奇、面相端正、目光有神和应对得体的学生会心生好感，并且加以关照。

 

学生期择高枝而栖，师者须寻利器而用。蒋介石时常召见学生，联络师生感情、考察学生思想、志趣及长短处，作未来任用的参考、借鉴。对于他看好的学生，蒋介石经常会一次性给一笔钱。这笔钱的多少由学生的家庭条件而定，无论贫寒子弟还是小康之家，这笔钱的数目总是多到叫人惊讶。让学生一家人觉得一辈子也挣不来这么多钱。这样足以打动人心，叫学生感激涕零。

 

如果不是戴季陶的出走，蒋介石或许能把黄埔精英一网打尽。

 

随着周恩来入主政治部，并在黄埔发展中共党团组织，情况发生了变化。共产党在黄埔军校秘密发展了一支完全由中共领导的学生军。在叶挺的协助下，周恩来组织了一支一百多人的铁甲车队，叶剑英则组织了另两支亲共产党的连队。这些武装力量日后成为对抗国民党的骨干。

 

周恩来还成立了“中共黄埔军校特别支部”，积极发展党团员，使中国共产党在黄埔军校的力量有了长足的发展。随着第二期、第三期学生入校，中共党员人数由占学生总数的8%上升到30%左右，并在自己周围团结了一批左派师生。

 

伴随着愈发激烈的国共争斗，黄埔军校不再是不问世事的象牙塔。军校内部的斗争日趋激烈，集中反映在“孙文主义学会”（以国民党中反共分子为骨干）和“青年军人联合会”（共产党员起着主要领导作用）两大组织之间的斗争问题上。孙文主义学会由陈诚、贺衷寒等为骨干，胡宗南、桂永清等蒋介石的爱徒均在其中。蒋介石表面上不偏不倚，实际上对“青年军人联合会”怀恨在心。1926年4月15日，将其强行勒令解散。

 

在黄埔军校校长位置上的积累，使得蒋介石在党内的地位逐渐提高，在1926年1月召开的国民党第二届全国代表大会上，他当选为中央执行委员、中央常务委员；2月，兼任国民革命军总司令。7月，国民党中央在广州召开临时全体会议，通过《国民革命军北伐宣言》，宣誓北伐。蒋介石当仁不让，出任北伐军总司令。

 

7月9日，蒋介石登台阅兵，誓师北伐。在之后不到一年的时间里，蒋介石带领着他的黄埔学生们，从珠江流域打到长江流域，拿下了南京城，并在不久之后把北洋军阀赶出了北京。1927年4月4日，蒋介石第一次登上了《时代》周刊封面。美国人眼中的蒋介石，眉头紧锁，眼睛炯炯有神，一副威严的军人派头。关于这期封面人物的介绍，小标题只用了一个词——征服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