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我国中医史

     中医学是5000年中国传统文化的组成部分，其独特的基础理论体系在2 000多年前已具雏型，在长期的临证实践中积累了丰富的诊疗经验和独特的治疗方法，并产生了近万种医药书籍，建立了一系列医事管理和医学教育制度。受不同历史时期的政治、经济、哲学思想、科学技术以及医疗中的新问题的影响，中国传统医学的发展有着独特的经历和内在规律。

    医药起源和早期医疗保健活动
　　医药起源人类的医疗保健活动是和生产、生活实践紧密相联的。依靠古代的传说和现代的考古发现，可以知道中国传统医学在没有文字的远古时期已经发源。

　　古代传说常把医药保健的发明归附于某些神话人物。这些神话人物实际上可视为某一历史阶段的原始人群的化身。例如传说"有巢氏"为了避免野兽侵害，构木为巢，居住在树上，后来又发展到建造房屋，使居住条件日渐符合安全和卫生的要求。传说中的医药始祖是神农氏和伏羲氏，传说神农(或伏羲)亲自品尝植物和水泉，以寻求安全的饮食，并在这个过程中认识了某些药物。这就是通常所说的"神农尝百草，始有医药"和"医食同源"。

　　据2000多年前多种文献记载，古代常用砭石作为治疗器具。砭石是具有锐利边缘或突起的打制石器。这本是石器时代的生产工具,当它被用来刺激或切开人体某一部位，达到治疗目的时，人们称之为砭石。为保证砭刺的安全有效，砭石逐渐向制作精细化、形态多样化发展。考古发掘已发现了多种古代的医用砭石，如1963年内蒙古多伦旗头道洼新石器时代遗址中出土了一枚磨制石器，长4.5厘米，两端分别为半圆形刃和锥形，可用于切开或针刺。砭石用于治疗，一般被视为是中医针刺疗法工具和外科手术工具的起源。此后随着生产力的发展，砭石逐渐被金属制成的针具或刀具取代。

　　早期医疗保健活动中国传统医学的最早文字资料可见于甲骨卜辞。甲骨文是刻在龟甲兽骨上的文字。今存的甲骨卜辞可以反映殷代武丁时期的许多医学知识和医学活动。甲骨文中，殷人对人体表面构造的认识已比较具体，并记有20余种疾病的名称，以及关于生育、梦的内容。有病则求神占卜，是当时的常见现象。这一时期巫师掌握着奉祀天帝鬼神以及为人祈福禳灾的大权，因而此时的巫、医是不分的。巫用以治疗疾病的主要方式是祷祝，但也有的巫采用药物或其他方法治病。《山海经》中就记有十巫采药的故事。巫彭、巫咸的名字也见于甲骨文记载，可能是当时的名医。随着社会的发展和医疗经验的积累，人们对自然和疾病有了较多的认识，巫医的势力逐渐消退。到春秋战国时期，已出现了不少真正的职业医生，如医和、医缓、扁鹊等。他们的医学见解和治疗活动已见于史书记载。《诗经》、《山海经》、《尚书》、《周易》等古典著作中，已散在地记载了当时有关疾病、病因、药物及其他疗法的知识。《周礼》中的"巫祝"已和"医师"分开，宫廷有了初步的医事管理制度，医学分工已初步形成。

　　先秦时期的卫生保健也有较大的进展，这可以从当时公共卫生工程得到证实。在殷墟遗址和郑州商代遗址的考古发掘中，均发现了用以排除积水的地下陶水管。齐国的故城临淄(今属山东)探明有纵横十条交通干道，均配备有完整的排水系统，设计精巧、规模宏大，为世界古城排水系统所罕见。河南登封发掘的战国阳城遗址中，发现一套陶水管道设施，其结构类似现代城市的自来水系统。先秦的文献中还载有水源的选择、井水的防污染及清洁措施、室内除虫灭鼠、室外除草清扫，以及驱逐狂犬以防狂犬病等卫生预防知识。个人卫生方面则提倡养成洗脸、洗手、洗足及沐浴的习惯，并认识到沐浴对治疗的意义。出土的殷代文物中已有壶、盂、勺、陶槎、头梳等全套盥洗用具。注意饮食卫生，提倡良好的进食习惯被作为养生的重要内容之一。此外，调节情绪、谨慎起居、运动身体(导引、按摩等)也被作为预防疾病的重要手段。

　　

基础理论体系的建立
　　春秋战国时期，中医对人体的解剖、病因病理、疾病的诊治等方面的认识已有长足发展。现存最早的医书中已经将经脉系统化(见马王堆汉墓医书)，药物疗法和针灸等外治法积累了一定的经验。战国时期诸子蜂起，形成了百家争鸣的局面，各种流派的哲学思想十分活跃，从而为医学家建立理论体系提供了思想武器，一系列医学理论著作应运而生。<内经>、<难经>是此类著作的现今仅存者。它们不仅记录了先秦以来的医疗实践经验，而且引进了哲学中的某些概念，用以贯串医学多方面的进展，构成中医初步的基础理论体系。哲学思想和医疗实践的结合促进了具有中医特色的基础理论体系的形成。这一理论体系明显地超越于当时的临床实践水平，充分地指导着以后的中医临床医学的发展。

　　阴阳五行阴阳、五行是先秦哲学的两个名词。阴阳作为中国哲学的一对范畴，被广泛用来解释自然界两种对立和相互消长的物质势力。阴阳交替又被看作是宇宙的根本规律。因此，医学中引进阴阳，不仅方便归纳某些孤立的现象，也为解释其中的变化提供了依据。《内经》肯定了"阴阳者，天地之道也"(《素问·阴阳应象大论》)的思想，把阴阳视为万事万物产生、发展和变化的普遍规律。因此，"阴平阳秘"(《素问·生气通天论》)是人体处于正常的生理状态，阴阳不平衡则是产生疾病的根源。治病的根本意义就是调整阴阳。作为一个总纲，阴阳被广泛用于归纳邪正、盛虚、脏腑、经络、脉象、寒热、气味、表里等众多不同层次的医学内容,沟通了解剖、生理、病理、诊断、养生、治疗等许多方面。

　　五行是日常生活中习见的五种物质(木、火、土、金、水)，战国时期的某些思想家企图用它来说明世界万物的起源和多样性的统一。此后五行学说又进一步发展，增添了五行相生相克、循环终始的内容。《内经》引进五行学说，将五行与脏腑、情志、季节、味、色等相配属,并以此来说明人体脏腑器官之间相互依存、互相制约的"生克"关系。《内经》已完全系统化的经络学说，是早期的经脉知识与阴阳五行学说、脏腑学说相结合的产物。经络的周而复始、运行气血、内连脏腑、外络肢节，使人体内外器官和各种生理功能形成一个完整的有机体。借用阴阳五行而建立起来的脏腑经络学说，成为后世中医理论的核心。

　　天人相应先秦时期的哲学在讨论天人关系时有多种观点。《内经》结合医疗实际，提出"人与天地相应"的论断，强调人与生存环境密不可分的关系。这一思想尽管也有把天地和人体外部形象作牵强比附的不足一面，但其积极意义在于把四时气候、地理环境和人体健康紧密相连。可见，中医早期的理论体系既把人体内外看成是一个有机联系的整体，又把人与自然看成是一个统一的整体。这种整体观正是中医理论的基本特点。

　　在今存的《内经》、《难经》中,还广泛讨论了疾病预防，具体疾病的病因、病机及诊断，脉学、治则、药性理论，方剂配伍原则，腧穴、针刺方法等内容，总结了秦汉以前的诸多医学成就，同时又为后世临证治疗提供了启示和理论依据。中医基础理论形成于秦汉，是中国医史中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大事，推动了此后在理论指导下的中医临床各方面的发展。

　　

    中医医疗实践的发展
　　在先秦很长一段历史时期内，中医的临证医学基本上处于朴素的经验阶段。1972和1973年出土的马王堆汉墓医书、武威汉代医简以及散见于史书中的材料表明，战国末期至秦汉，临证经验大量积累并逐渐形成辨证论治的某些原则。东汉末张仲景的《伤寒杂病论》是中医临证医学划时代的里程碑，它反映了辨证论治原则已然确立，标志着临证医学发展到了一个新阶段。与此同时，药物、方剂、针灸、诊断、病源等方面的研究也蓬勃发展起来。

　　伤寒伤寒是一类外感热病的总称。张仲景的<伤寒论>(《伤寒杂病论》的伤寒部分)系统地总结了东汉以前诊治伤寒的理论和经验。该书以六经分证论治，其六经内容与《素问·热论》中的有关论述一脉相承。六经辨证即以六经(太阳、阳明、少阳、太阴、少阴、厥阴)为纲,辨析伤寒不同阶段的证候，把疾病发生发展与脏腑经络相联系，综合认识其证候的本质属性，进而制定治法。后世的"辨证论治"即脱胎于《伤寒论》六经篇目(如"辨太阳病脉证并治")。这种临床诊治方法已跳出了经验医学的窠臼，因此它对后世医家的影响已不限于治疗伤寒。《伤寒论》中选用的方剂大多配伍严密、主治明确、疗效显著，因而被后世尊为"众方之祖"(或称经方)，对方剂学发展影响深远。围绕着《伤寒论》及伤寒的研究，形成了中国医史上的伤寒学派(或经方派)，为提高中医临证水平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杂病杂病是对立于伤寒而言的一类疾病。从其专著<金匮要略>(张仲景《伤寒杂病论》的杂病部分)所含疾病名目来看，主要是内科病，也含有少数外科、伤科、妇科疾病。张仲景对杂病的辨证论治，展示了东汉以前丰富多彩的杂病诊治经验。其选方大多药味精炼、疗效显著，与伤寒方同享盛誉，并称经方。《金匮要略》中的病因分类及脏腑辨证法等对后世内科临证的影响深远。书中涉及多种治疗方法和药物剂型，丰富了临床治疗学的内容。北宋以后，对《金匮要略》的研究和注释著作达数十种。

　　医方医方是药物治病的具体表现形式，包括有现称方剂的内容。古有伊尹创制汤液(早期医方的一种称呼)的传说。现存最早的方书是马王堆汉墓出土的《五十二病方》，其中多数医方为经验实录，无方名。《汉书·艺文志》已载录方书11家，274卷。《内经》中已提到君臣佐使和七方(大、小、缓、急、奇、偶、复)的组方原则，但现知直到《伤寒杂病论》，方剂的组成和运用才与辨证立法紧密结合。医疗实践是不断产生新方剂的主要源泉。东汉以后，经验医方的积累又有了长足发展。晋代葛洪《肘后方》、南北朝陈延之《小品方》等多种医方书，记载了大量的民间经验方，在治疗范围和所用药物方面超过了《伤寒杂病论》所载。唐代的<千金要方>、《千金翼方》<外台秘要>、等大型医方书，广泛收集各类医方，按专科或疾病等门类编排。此后几乎每隔一段时期，都会有以汇辑医方为目的的大型医方书出现,如宋代的《太平圣惠方》、《圣济总录》,明代的《普济方》等。在某些综合性医书或药物书(如<本草纲目>)中也常收有大量的方剂。

　　早期的方剂分类虽有《内经》"七方"、陈藏器"十剂"(宣通补泻轻重滑涩燥湿)之说，但很少见于实际运用，多见的还是以病证类方，以便临证检用。明清时期，按功能归类方剂蔚然成风。明代张景岳的"八阵"(补和攻散寒热固因)实际上也是功能分类的一种。明代施沛的《祖剂》采用以方类方之法，即选用"祖方"(多为张仲景方)来归类结构近似的方剂。金元以后，探讨组方原理("方义")的论述日渐增多，并有专著出现(如清代罗美《古今名医方论》)。金元医学争鸣，促进了在一定理论指导下创设新方的发展。方剂的来源越来越多地由经验医方转向理论医方。方剂作为药物疗法的实际应用形式，有着丰富的用药剂型。除了内服用药的丸散汤液等剂型外，还有多种多样的外用药法。清代吴师机的《理瀹骈文》就是一部外治法专著，其中外用方药内容极为丰富。现存的数以万计的方剂是研究中医药物疗法理论和经验的渊薮。

　　本草本草即中国传统药物学，因植物药使用较多而得名。先秦时期的药物知识散见于各种文献，医方书(如《五十二病方)中也间或记载药物形态。汉代的<神农本草经>总结了秦汉以前的药物理论和经验，托名传说中的医药始祖神农撰，成为中国本草发展的基础。此后以该书为内核进行补订的后续本草著作，形成了中医本草的主脉。药品的数量由《神农本草经》的365种逐代增长，到《本草纲目》，已载药1 892种。汉魏时的早期本草，其内容均以性味功效为主，重在临床用药。南北朝陶弘景《本草经集注》以后，药学研究重点转向药物的种类鉴别和生产等方面。为此，唐宋两代先后举行了全国药物的调查，汇辑当时医学家、药农和民间的用药、辨药经验。金元时期，《内经》中的药理原则与实际用药相结合，促进了中药理论体系化，药学研究的重点转移到理论探讨。明代李时珍把用药、辨药、药理揉合起来进行研究，从而把中国本草发展推向高峰。明清时期药学普及著作日渐增多。为了摆脱金元药理某些程式化的束缚，药学研究中出现了尊经(《神农本草经》)崇古的思潮，更多地注重返本求真，从早期朴素的用药经验中汲取营养。

　　中药的分类法众多。最早的三品分类(简单的功效分类法)首见于《神农本草经》。从南北朝《本草经集注》开始，按药物的自然属性(玉石、草、木、虫、兽、果、菜、米谷等)分类盛行，被此后主要本草文献采用。该书"诸病通用药"以病名类药，为临床用药提供了方便。药物分类思想常影响到具体药物的归属或各类药物在本草书中的编排顺序，如陶弘景受道家炼丹服石影响，把矿物药置于书前；李时珍《本草纲目》按"从微至巨""从贱至贵"编排各类药，并认为人是最高贵的，故以"人部"殿后。金元时期及以后，药物分类已具备按药物性质(性味)、作用(功能主治)、作用部位(脏腑经络)、作用趋势(升降浮沉)、作用强度(猛将、次将)、药用部位(根茎花果)及所治疾病等多种分类法。《本草纲目》的二级分类(按自然属性)科学性较强，在古代最受重视。

　　此外，围绕着药物的采种制用和理论探讨，又形成了许多专项研究(现代已发展成为中药学的各分支学科)，产生了一些具有代表性的专著。如南北朝(一说唐朝)雷偱的《雷公炮炙论》是炮制学奠基之作，明代李中立《本草原始》是药材鉴定的代表作等。用药的种类和出产范围的不同，又导致了一些新的中药研究领域或专著的出现，如食物疗法就是选取兼有药、食功用的物品用于保健医疗。唐代孟诜《食疗本草》、元代忽思慧《饮膳正要》等都是食疗名著。地方本草专门反映某一局部区域出产或集散的药品。五代李珣《南海药谱》(即《海药本草》)、宋代王介《履巉岩本草》、明代兰茂《滇南本草》均为其佳作。在特定时代条件影响下，有时会出现一些别具一格的药学著作。如明代灾荒频仍，故寻求代食品的著作应运而起，明代朱《救荒本草》是其中佼佼者。

　　针灸针灸在中国起源甚早,是医学发展早期广泛应用的疗法。砭石被最早用于医疗，一直延续到战国时期才逐渐被金属针取代。早期的金属医针有九种形状(即九针)，作用各异，实际上包括针刺、外科、按摩等工具。悠久的历史、广泛的实践为针刺理论的形成提供了条件。马王堆汉墓出土的战国经脉专著(《足臂十一脉灸经》、《阴阳十一脉灸经》)中，讨论了十一条经脉，其中九条是从四肢末端走向躯干或头部。据此，或谓经络的形成可能与针刺四肢时产生循经感传现象有关，是来自针刺的医疗实践经验。同时或稍后的《内经》及《难经》对针灸治疗有相当丰富的论述(尤以《灵枢》为详)，最有意义的是经络理论的体系化。主要经脉已发展为十二条，循行路线彼此衔接，形成循环系统。

　　经络学说建立后，立即广泛用于中医生理、病理、诊断及多种医学分支学科的实际治疗，成为针刺疗法的理论基础。然而，在《内经》中提到的穴位并不太多(仅160个)，经过秦汉三国的长期针刺实践，针刺的穴位日益增多。魏晋皇甫谧的<针灸甲乙经>，收载穴位已达349个，并将针灸理论和治疗紧密结合，形成了针灸学完整的诊疗体系，促进了此后针灸学的深入发展。

　　继经络的体系化、腧穴的丰富之后的一个重要学术问题，是如何在人体准确地确立其位置，并将经、穴规范化。因此，六朝以后这项工作深入开展。唐、宋两代，由政府组织专人从事经、穴考订工作。唐代朝廷在贞观年间，组织甄权等人校定针灸图书。当时的著名医家孙思邈用"同身寸"法(以本人肢体某特定部位的长度折算成计量单位以量取穴位的方法)度量人体以标定穴位，解决了因个体差异导致用普通量度单位定穴的困难。他又绘制了《明堂三人图》，用不同色彩显示经络腧穴在人体三种状态(正面、背面、侧面)的分布,用平面图表现立体各个侧面，方便直观认穴。宋代医官王惟一进一步考订了穴位(354个)，增补各穴主治病证，撰成《铜人腧穴针灸图经》，由政府颁行，为经、穴规范化做出了巨大贡献。为了直观地显示人体经脉的位置，早在汉代就已采用人体模型标画经脉。四川绵阳双包山出土的汉代经络木人即属此类。宋代由王惟一主持铸造的针灸铜人，立体地表现了经络腧穴的位置，并进而将体表的经、穴标志与体内脏腑器官的相对位置直观地显露出来，成为当时最先进的标准针灸经穴模式和教具。尽管此后有关经络腧穴的研究仍在继续深入，但其成果和意义均远逊于唐宋。在针灸手法方面，明代取得了长足的发展。这时已在单式手法的基础上形成了20多种复式手法，并围绕手法等问题展开了学术争鸣。一些以文献资料丰富见称的针灸著作也相继问世。历代的"奇穴"(不从属于经络)得到了整理。清代以后，针灸学新进展较少，实用的针灸门径书则流行海内。

　　灸法的运用几乎和针法一样历史悠久，但传统的灸法长期使用的是艾炷烧灼灸。14世纪开始兴起艾卷温热灸法(所谓"雷火神针")，成为现在最盛行的灸法。

　　诊法中国传统医学受古代技术条件的限制，长期以来，其诊断方法基本上是依靠医生的各种感官去寻求发现疾病显现于人体内外的各种征象。现在常说的四诊(望闻问切)，在战国以前就已在实际运用。如扁鹊当时就是凭着"切脉、望色、听声、写形,言病之所在"。

　　切脉利用触摸人体浅表动脉的方法来测知体内的某些变化，一向为医家所重视。早期《内经》所载切脉法主要是遍身诊法，即在全身有多处诊脉部位。至《难经》则简化为"独取寸口"(桡动脉近腕处)。此后，这一简便的诊脉法沿用至今。晋代王叔和的<脉经>集晋以前脉学之大成,将前人分散描述的脉象归纳为24种，记载其鉴别特点。下此以往，衍生出许许多多的脉学著作。其中六朝高阳生所撰《脉诀》(托名王叔和)，以《脉经》为基础，再加改订，编为歌诀体裁脉学入门读物。该书对脉象进行了最初的分类，以七表、八里、九道统领24脉。此后，又有多种脉书，以《脉经》为依托，进行撮要、阐释或订补。南宋崔嘉彦，在《难经》和《三因方》启迪下，创立了四脉(浮沉迟数)为纲说，以四脉统16脉，是辨析和分类脉象的一次重大进展。受其影响，后世又出现六脉为纲、十脉为纲诸说，把脉诊研究推向纵深发展。南宋时已出现脉图，可见于许叔微、施发等人的脉书中。这些脉图(又叫脉影图)，是将脉诊标准化、客观化的初步尝试。由于小儿脉诊很难反映真实病状，因此从唐代王超《水镜图诀》诊察小儿指纹以后，宋元医家对此又有了进一步发展，以借助对小儿手指浅表络脉纹路的望诊了解其体内血脉情况。明清以后诊法最突出的发展是舌诊。自元代《敖氏伤寒金镜录》问世后，明清时期对舌诊的研究突飞猛进。舌诊形成了中医很有特色的诊断方法。清代汪宏的《望诊遵经》，则是对望诊的一次大总结。除此以外，中医诊法中还有其他一些成就，例如粪便检查方面，唐代王焘《外台秘要》引用《近效方》及甄立言《古今录验方》中以"小便甜"为诊断消渴的依据，以服药"得小便咸苦如常"为治愈标准。《外台秘要》引用《必效方》用帛浸黄疸病人的小便，逐日观察比较其沾染黄色的深浅，以判断黄疸病的进退。

　　病源隋代以前中医对各种病证的认识已相当丰富。《内经》中就已讨论风、痹、疟、厥、癫狂等多种疾病，各种医方书中也有病证的记载。大量有关病证资料的积累导致在隋代产生了第一部专论病因及其证候的著作，此即巢元方的<诸病源候论>。该书在规范病名、疾病分类、描述症状鉴别特征及阐析病因病机方面卓有成效。书中涉及内、外、妇、儿等各种病证，成为此后各科医书讨论病源的渊薮。历代大型医方书(如《千金要方》、《外台秘要》、《太平圣惠方》等)，多采用《诸病源候论》的有关论述，作为归类医方、讨论治法的依据。此后的医学文献虽然再也没有出现像《诸病源候论》这样的论病专著，但讨论疾病病因、病机及鉴别诊断的内容仍可见于各科医书中。许多综合性医书的重心就是讨论疾病诊断(可见于《证治汇补》、《类症治裁》等书)。

　　养生又称卫生、摄生。研究如何在生活中趋利避害,以求健康长寿。中国养生术的一些基本方法在战国时期已经形成，如谨慎起居、注意饮食宜忌、重视精神修养、运动形体等。其中导引按摩作为一种健身术很早就盛行于世。马王堆汉墓出土的导引图证明了这一点。早期朴素的养生思想和行之有效的养生方法对后世有着深远的影响。但是受不同时代的哲学思想或社会风气的影响，历史上也曾出现过其他一些养生方法。西汉前期兴盛房中术，传说有用频繁性交而不排精的方法达到长寿高年者。但在出土的以及转载于他书的房中术文献中，更多讨论的是性生活中的取益避损方法。房中养生在汉代以后流行渐稀，代之而起的是魏晋六朝时期盛行的服石(服用硫磺、钟乳石、紫石英、白石英、赤石脂等)炼丹以求长生。服石者们追求强身，但矿物药引起的发热、身痒、狂躁等毒性反应使很多人病残或死亡。解除服石引起的疾病成为当时医疗中的突出问题。服用矿物药的弊端使这种养生法在唐代以后逐渐消亡，但服用某些养生植物，以求达到辟谷的神仙境界仍为某些术士孜孜以求。这段时期的服石法虽然被证明难求长生，但由此而兴起的炼丹术却对古代化学发展起了积极作用。与服食矿物药的风气盛行的同时，"服气"养生在魏晋南北朝也有较大的发展。服气不仅被作为涵精养神的重要方法，也被用来治疗自身的疾病。这一时期先后问世的晋代嵇康《养生论》、张湛《养生集要》、陶弘景(一说孙思邈)《养性延命录》等书，辑录了大量的养生方法和经验，多数切实可行，为此后的养生术发展奠定了基础。中国的养生术受道家影响最大，佛教的传入为传统的精神修养、气功按摩等增添了某些思想依据或具体方法。宋元以后的养生书,更多地面向平民。如宋代陈直的《养老奉亲书》，是老年保健专著；元代李鹏飞的《三元延寿参赞书》更注意日常起居中的保养法。而明代高濂的《遵生八笺》则是明以前养生集成之作。清代养生在方法上新内容很少，但其实用性却大大加强。

　　临床各科随着中医学的发展，分支学科逐渐形成并分化日细。朝廷医事管理中的医学分科和学术上各科的建立虽然关系密切，但并不是同步发展的。《周礼·天官》分医学为疾医、疡医、食医、兽医四科，这种行政分工式的分科，其标准并不统一。疾医、疡医以所治疾病类型为据，食医是按治疗手段分科，兽医为治疗对象不同而设。同样以治疗手段为分科依据的针灸，在医学发展的早期，无论理论还是实践早已形成了专门学问，但其在医事管理制度中设科却晚至7世纪的唐代。兽医分工虽早，但在学术体系上始终未能完全建立起来。而现今常用的内科一词，在古代很少使用。作为临床分工，古代的疾医、体疗科大致相当于内科，但范围稍大。宋代的"大方脉"一科，则与今内科相当。然而在学术上，内科的建树与整个中医的理论实践成就很难截然划分。前述的伤寒、杂病、病源等，归于一科就很牵强。从学术体系角度来看，针灸形成专科最早；魏晋六朝以后，外科、妇产科、小儿科、五官科等先后建立起来。

　　外科属《周礼》中的"疡医"，其分工是治疗肿疡、溃疡、金疮和骨伤。唐宋以后，疡科和骨伤科(古有"接骨"、"正骨"、"折疡"等多种名称)或分或合。早期中医治疗外科疮疡的经验积累可见于战国医书中。马王堆汉墓出土的《五十二病方》就是外科治疗专书。《灵枢·痈疽》对外科常见疾患已有理论论述。现知最早全面总结外科知识的专书是经南北朝龚庆宣整理的《刘涓子鬼遗方》，其中含有丰富的治疗经验。古代外科的成就甚多，史书记载三国时华佗已能用麻沸散作麻醉剂进行复杂的外科手术，东晋已能进行唇裂修补术，隋代已能成功地施行肠吻合术、大网膜切除术等外科手术。进行外科手术所必须解决的麻醉、止血、预防感染等重大问题，在古代已有尝试并取得经验。药物麻醉(酒、曼陀罗等)是主要麻醉法。止血则采用结扎血管、烧灼止血等方法。此外，烧灼手术器具(或煮沸处理)、用酒清洁创伤局部是当时所能采用的消毒措施。虽然中国古代成功地施行了许多很有意义的外科手术，但解剖学的欠发达，麻醉、消毒、止血技术的不足，均限制了外科手术的深入发展。从事外科的医生大多数文化水平不高，技术水平多取决于经验，有较大的风险。因此，外科的手术疗法在整体水平上从隋唐的高峰状态逐渐下降。但中医外科内治法却从宋代开始有较快的发展，主要体现在内治理论有了新的总结。内治法的进步之处是强调外科病与人体的整体联系，所谓"外科必本诸内"(薛己)。宋代外科内治又分为"内消"(用消散药平复未化脓的肿疡)、"托里"(用扶助正气药托毒外出，以防毒邪内陷)等法,采用早期药物治疗防止化脓或疾病深入发展。宋代东轩居士(其姓氏不详)《卫济宝书》、陈自明《外科精要》等著作,在外科疾病的鉴别诊断、辨证施治、治疗方法上均有较丰富的论述。元代窦默《疡医经验全书》、齐德之《外科精义》对疮疡的内外治法又有所发展。此后，外科内治中又出现了"以消为贵，以托为畏"(明代《外科理例》)、"痈以寒为内消，疽以热为内托"(清代祁坤<外科大成>)等更为细致的治疗原则。清代王洪绪创用阳和汤治疗阴疽，成为用温热药治气血寒凝所致的阴疽证代表方。但是，主张内治痈疡的一派医家常走到另一个极端，王洪绪就是反对用手术排脓的代表人物之一。与此说相对立的主张是外科治疗仍须重视外治法。明代申拱辰《外科启鉴》主张早期治疗当用手术，把手术作为根治某些外科证的重要手段。陈实功《外科正宗》在不排斥内治法的同时，特别强调外治(外用药及手术)的重要性。不同学术见解的争论进一步丰富了中医外科的内容。对某些危害较广的外科病的研究，导致了一系列专著出现，如明代沈之问《解围元薮》是侧重治疗麻风病的专著，明代陈司成《黴疮秘录》是治疗梅毒病专书，它们在治疗麻风、梅毒方面建立了一整套理法方药。

　　骨伤科在医事管理上直到元代才从宋代的疮疡兼折疡科中独立为正骨科。但在学术上，骨伤科自成体系当在唐代,以蔺道人《理伤续断方》为标志。在此以前，骨伤科已有较长时期的经验积累。如晋代葛洪《肘后方》对骨折的处理办法已具有较高的水平，并采用了至今沿用不替的夹板固定法；隋代《诸病源候论》中记载了粉碎性骨折的内固定法等。《理伤续断方》总结了唐以前骨伤科的成就，第一次全面论述了骨伤、脱臼的诊断和治疗方法。其中介绍的一些脱臼复位法(如肩关节脱位的椅背复位法等)相当合理。骨折复位方面既介绍了手法，又主张在必要时行手术切开复位。且指出夹板固定时须预防"压疮"，在有效固定前提下应允许患肢适当运动。这种静中有动、动静结合的治疗原则对后世影响很大。骨伤科在元代有较大的发展，一般认为与蒙古骑兵连年征战有关。元代危亦林《世医得效方》中较多地反映了这一时期正骨的新成就，所载骨折诊断及闭合复位手法较前代更为丰富，并采用药物麻醉法以辅助正骨。书中记载的用悬吊复位法治疗脊椎和颈椎骨折脱位，是正骨手法的新进展。此后，中医正骨手法仍不断发展完善，但在手术切开整复方面进展不大。

　　妇产科无论在理论还是临床实践上都发展得比较早。《内经》中对妇女的解剖、生理、病理特点都有比较正确的描述，并谈到闭经、崩漏、癥瘕、不孕、子瘖等多种疾病的诊治。战国时期已有专职妇科医生("带下医")，据载名医扁鹊就曾在邯郸当过"带下医"。西汉初年宫廷中的妇产科医生称作"乳医"或"女医"。现知马王堆汉墓出土的《胎产书》是最早的产科专著，其中的"十月养胎"说，涉及妊娠各期的日常生活保健，由此而发展起来的"胎教"说，一般认为有利于优生。中医早期的妇产科，以重视产育为特点。张仲景《金匮要略》，依妇人妊娠、产后、杂病(月经、带下病等)为序，先论胎产。唐代昝殷的《经效产宝》，专论妊娠、产难、产后病。妇产科疾病的诊断和治疗，在隋唐之际，已经积累了相当丰富的经验。《诸病源候论》所载妇产科病症有283种之多。唐代孙思邈《千金要方》明确提出"妇人之别有方者，以其胎、妊、生产、崩伤之异",这表明妇产科在唐代已完全建立了其学术体系。但直到宋代，医事制度中才将产科(也含有妇科内容)独立出来。宋代妇产科发展形成了一个高潮，涌现了一大批妇产科专著，尤以产科著作为众。郭稽中《产育宝庆集》、朱端章《卫生家宝产科方》、亡名氏《产宝诸方》、杨子建《十产论》，为当时产科专著之佳作。护胎、接生(包括胎位转正)技术已比较成熟。南宋时陈自明的<妇人良方大全>总结了前人妇产科成就，内容全面、辨证详明。如对癫痫、风痉、破伤风三症，以及乳痈、乳岩两病的鉴别诊断，都相当准确。书中也有不少治疗经验，如催产方中用兔脑(现知含催产素)等。一些治疗经验被归纳为治疗原则，如"大抵产前先安胎，产后先补益"等。《妇人良方大全》以其内容的系统、资料的丰富，成为中医史上一部承上启下的重要妇科著作。此后著名的妇产科著作大多从中汲取养料。宋元以后，妇科疾病的研究日渐增多。医学理论的争鸣为妇科临证增添了新的内容。明代的《证治准绳·女科》、《妇人规》、《济阴纲目》及清代的《傅青主女科》等，对妇科证治不断补充，并使之更加实用。产科发展则相对迟缓，但值得一提的是清末盛行的《达生篇》中，主张临产六字诀："睡、忍、痛、慢临盆"，对正常分娩有实际指导意义。

　　小儿科又称"少小科"、"幼科"、"小方脉"，其发展的前期主要是研究小儿生理病理特点和寻求适合于小儿的诊断技术，后期则致力于解决小儿科特殊疾病的治疗问题。作为医生的一种分工，"小儿医"在战国已经出现。汉代及南北朝时已有儿科专著，隋代《诸病源候论》中已提到有一部《颅囟经》(今佚)。但是大量有关小儿发育、生理病理特点的论述散见于各种医药书中，并未形成体系。如晋代王叔和曾指出小儿脉搏跳动的频率快于成人，并谈到"变蒸"是小儿生长发育中的正常现象。变蒸是指婴儿出生后的一年多时间之内周期性地出现身热、脉乱、汗出等症。变蒸说在唐以前崇信者很多，认为这是小儿长气血的表现，不可当作病变妄治。宋以后此说影响渐小，并出现了一些异议。关于小儿生理特点，中医现存最早的《颅囟经》(约唐宋之间出现的托名之作)中，提出小儿为"纯阳"之体的说法。此后宋代钱乙<小儿药证直诀>将小儿生理特点归纳为"脏腑柔弱，成而未全，全而未壮"，病理特点为"易虚易实，易寒易热"，成为此后儿科诊治的指导思想。钱乙在儿科理论和临证治疗方面的突出建树，使他被后人尊为"幼科之鼻祖"(《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他的儿科五脏辨证法对临床的指导意义已不限于儿科。作为医事制度的分科，唐代已有"少小科"，但在学术上完成学科体系并有一个长足的发展，则在宋代。这一时期的儿科疾病诊断已积累了不少经验。由于儿科的特点(俗称"哑科")，四诊中的问、切、闻诊运用较少，望诊则有其独特之处。唐代已肇始的小儿指纹诊法，钱乙的"面上证"、"目内证"等，大多是通过小儿稚嫩的皮肤、爪甲等，反映其体内气血变化。宋代小儿专著较多，并在南宋出现集大成的著作--刘昉的《幼幼新书》。该书对此前的小儿调护、体质及脏腑生理病理特点、诊断、儿科病症的诊治加以全面总结。宋以后，对儿科常见特有疾病的研究日益深入。在此以前，隋唐时期虽然已经对小儿四大证(麻、痘、惊、疳)有些记载，但深入讨论其病因病机，寻求有效治法，则是在宋代以后。宋代董汲《小儿斑疹备急方论》是第一部天花、麻疹的专著。明清时期痘疹专书则蜂拥而起，形成了专门的麻科、痘科。治痘经验的积累，导致了新的突破，这就是人痘接种术的发明。据传说宋真宗时峨眉神医曾施行过种痘术，但更可靠的记载是说人痘接种起源于明隆庆年间(1567～1573)的宁国府太平县(今属安徽)。多种文献记载证明中国至晚在16世纪已发现了种痘术，并迅速普及。清康熙皇帝肯定了这一预防法，并借助政府力量加以推广。人痘接种的选种育苗技术也不断改进。朱奕梁《种痘心法》说："其苗传种愈久，则药力之提拔愈清，人工之选炼愈熟，火毒汰尽，精气独存，所以万全而无患也。若时苗能连种七次，精加选炼，即为熟苗。"人痘接种术很快外传。1688年俄国派人到中国学痘医。此后人痘接种术陆续传到土耳其、英国、俄国、法国、印度、日本、美国等。英国的牛痘发明者琴纳(E.Jenner)原是一名种人痘的医生，他在1796年第一次施行牛痘术，为最终消灭天花开辟了道路。牛痘源于人痘这一史实表明，中医儿科的人痘接种这一杰出的科学发明，为世界医学发展做出了贡献。此外，明清时期在麻疹、白喉等危害小儿甚烈的一些传染病的治疗方面，也有长足的发展。中医各种理论上的创新都为儿科诊治注入了新的养料。

　　眼科其理论特色在于把眼和体内脏腑紧密联系，从而建立一套辨证论治的体系。这一理论的基础在《内经》中已初步建立。《内经》认为五脏六腑之精气皆上注于目，并将瞳仁、黑睛、络(泛指内外眦及附近血管)、白睛、约束(泛指两睑及眼外肌)与肾、肝、心、肺、脾相配属。宋代相继出现了五轮八廓学说，究其本质，都是将眼的外部组织结构与体内脏腑相对应，用以寻求眼病的内因所在，指导临证用药。眼科在唐代属于"耳目口齿"科，至宋代始独立成科。但是眼科的临床专著，在南北朝已有多种。唐代的《龙树论》，被认为是眼科最早的专著。龙树是印度第三世名医。以他的名字命名的眼科书多已亡佚，因此这些书中有多少印度医学成分已不可得知。宋代的《龙木眼论》，被作为医学校的教材，现在也已不存。现存的多种眼科书，多为宋元以后，如约为宋元间人所集的《秘传眼科龙木论》、元代倪维德《原机启微》、明代亡名氏《银海精微》(托名孙思邈)、傅仁宇《审视瑶函》、清代黄庭镜《目经大成》等，都积累了丰富的眼病诊治内容。但这些著作中缺少像其他学科常有的奠基之作或集大成之作。散见于历代医书中的眼科临床证治知识也相当丰富。在眼病的诊断和治疗中，经验是占重要位置的。现代医学凭肉眼能检查到的常见眼病，几乎都已见于古医记载。隋代《诸病源候论》描述的目蜡候(结膜蝇蛆症)、目肥候(相当于维生素A缺乏引起的毕脱氏斑)、雀目(夜盲症)，明代王肯堂《证治准绳》描述的珠中气动证(有似眼底出血时的动态过程)等，都显示了当时眼证诊断的水平。在防治眼病方面，唐以前就已积累了相当丰富的经验。孙思邈《千金要方》中，系统归纳了丧明损目的各种原因。药物治疗眼病，是中医千百年来一直沿用不衰的手段。眼科用药的剂型也比较丰富。运用外治法治眼病，在魏晋至清代之间，有许多突出的成就。金针拨内障术(见针拨内障法)在南北朝已经肇始。"金篦刮目"见于佛经。在唐代，印度眼医来中国施行针拨内障，具有相当高的声誉。唐代《外台秘要》记载了这一技术，反映当时对眼的解剖已有很高的水平。针拨内障法在元明以后进一步发展，针拨工具、操作手法、进针部位、术后护理等均有改进。此外，眼科其他的手术也不断发展完善。唐代已经能安装木制义眼(假眼)，元代改为瓷眼。宋代已发明了眼镜，如南宋赵希鹄《洞天清录》所载的叆帢，"老人不辨细书，以此掩目则明"。丰富的诊治经验是中医眼科最可宝贵的财富。

　　耳、鼻、咽喉、口齿科中医有着比较丰富的治疗经验。唐代的医科中，设有耳目口齿分科。宋代分成耳目科和口齿兼咽喉科，后来又分化为耳科、口齿科、咽喉科。这些科目的设立，并不意味着它们已形成完整的学术体系。在理论上，中医将耳、咽喉、口齿均与体内脏器相联系，其有关解剖、生理的基本论述早已见于《内经》。在临证实践中，起主导作用的主要还是经验。在许多医书中，均载有相关的治疗方法。如《伤寒杂病论》中，就有好几个治疗咽喉疾病的处方，并已采用了滴耳、灌鼻、吹鼻等用药法。耳道、气道和食道异物的处理方法散见众多医方书中。隋代《诸病源候论》对耳、鼻、咽喉、口齿的症候均有专卷论述。此后历代的大型医方书或综合性医书中，都或多或少收录七窍的证治，其中不乏手术疗法。如明代陈实功《外科正宗》的取鼻痔法，与现代鼻息肉摘除术的原理和方法基本相同。喉科发展到清代，因疫喉(白喉等传染病)流行，促进了喉科的发展，涌现的专著达60来种。清代歙县郑氏喉科享有盛誉，郑宏纲《重楼玉钥》在白喉病因方面有新的见解，并创用清燥救肺法，对此后白喉治疗影响很大。口齿科在历史发展过程中，积累了大量的防治疾病的经验，有许多出色的发明。例如：唐代已能用汞合金(白锡、银箔、水银合成)充填牙齿；出土的辽代牙刷，其制法与现代标准牙刷极似；宋代已有牙齿再植术和义齿修复术；至清代已有专门的"补齿铺"，等等。治疗牙病的外治法也很有特色。如唐代《外台秘要》采用药物熏牙法，清代太医院已制造出专门的银制熏牙器。口齿科的丰富治疗经验散见许多医书(尤其是大型医方书中)。今存惟一的专著是明代薛己的《口齿类要》，记述了若干病症及药方，并附有病案。此书不重手术外治，强调用药物辨证施治，并不能反映中医口齿科的全貌。

　　法医在中国传统医学中虽然没有出现法医这一分科，但实际上有着许多法医学成就。湖北云梦出土的秦简《封诊式》中，已记载了与法医有关的案例。现存最古的封建法典唐律中，已有法医活体检查的若干规定。宋代律令在唐律基础上，进一步予以增订。官订验尸格目的颁布，将宋代有关法医检验的律令具体化。"验尸格目"与此后颁布的"检验正背人形图"，以及此前沿用已久的"验状"(记录检验结果与签署结论的文件)联合应用于尸体外表检查，提高了检查质量。在五代和宋代之间，相继产生了对法医学发展影响较大的中国古代刑侦技术名著，它们是五代时和凝父子的《疑狱集》、南宋郑克的《折狱龟鉴》、桂万荣的《棠阴比事》。此外还出现了其他几种法医著作。南宋宋慈的<洗冤集录>是现存最早的系统法医学著作，全面总结了尸体外表检验经验，集宋以前法医学尸体检验经验之大成，成为此后出现的40余种法医著作的祖本。如宋元间赵逸斋订补的《平冤录》、元代的《无冤录》，以及清代律例馆汇编的《洗冤录》等，均是在宋慈《洗冤集录》基础上发展而成的。元代颁布的结案式中，将法医学三大组成部分，即尸(尸体检查)、伤病(活体检查)、物(物证检查)统一起来。自元迄清，相继出现了许多法医检验的新成就。这些中国古代法医学成就受到世界有关学者的重视，多种中国古代的法医著作被译成外文，对世界法医学发展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中国各民族的医学交流在中国传统医学发展史上,除中医学之外，还存在着西夏、契丹、回鹘、彝、傣、维吾尔、朝鲜、蒙古、藏等多种少数民族医学。它们在发展过程中，互相影响、互相渗透、互相促进。西汉张骞通西域以来，西域的许多药物(胡桃、石榴、红花等)传入内地。中医书中，吸收了少数民族丰富的医疗经验。例如唐代的《千金要方》、《外台秘要》中，就有许多少数民族的经验医方。五代郑虔的《胡本草》、明代兰茂的《滇南本草》等，更是集中反映了少数民族用药经验。少数民族医学家用汉文撰写的医药书，实际上已成了中医学的一个组成部分，如元代蒙古族医药学家忽思慧的《饮膳正要》、沙图穆苏的《瑞竹堂经验方》等，均反映了蒙古族医学的经验，其中又汲取了中医学的理论和经验，使之融为一体。

　　中国各少数民族医学在形成发展过程中，也充分注意汲取汉族或国外的医学知识。近代出土的西夏医学文献表明，西夏医学除以党项族医疗经验为主之外，还糅合了汉族医学及古印度医学的若干理论内容。维吾尔族医学中含有汉族医学、阿拉伯医学、波斯医学、古印度医学和藏医学的内容。其理论体系中包括五行(金、木、水、火、土)、四元素(土、水、火、风)和四体液(胆液质、血液质、黏液质、黑胆质)的内容就是一个明证。朝鲜族医学中含有四象学说(认为人有太阳、少阳、太阴、少阴四种类型)及该学说与脏腑、表里寒热理论相结合的辨证理论体系。蒙古族医学汲取藏族医学、汉族医学的成分，在其独特的理论体系中包括了三根(赫依、希拉、巴达干)、阴阳、六因辨证、五大元素等学说。藏族医学的形成，也与汉族医学和古印度吠陀医学有关。《西藏王统记》记载，文成公主进藏时带去了"医方百种，诊断法五种，医疗器械六种，医学论著四种"。这批医书后译成藏文，取名《医学大典》(藏名《门杰亲莫》)。

　　中外医学交流中国传统医学广泛地汲取了世界各民族的医药经验以充实自己。中国的药物有一部分就是外来之品，如胡椒、槟榔、沉香、乳香、丁香等。在唐宋繁盛的对外贸易活动中，大量的外来香药输入中国。福建晋江出土的宋代沉船中，就有大批外来药物。唐代<新修本草>中，将多种外来药正式著录。当时西方的"万用药"底野迦就是此时被记入中国本草的。五代时波斯裔学者李珣所撰《海药本草》，含有丰富的外来药物知识。清代赵学敏《本草纲目拾遗》中，首次介绍了金鸡纳等西洋药物。这些外来药物及用药经验已成为中医学的一部分。在医方书中，外来的医方也屡见不鲜。如《千金要方》、《外台秘要》等书中记有较多的印度、高丽、波斯等国的医方。元末明初编撰的《回回药方》，集中向中国介绍了阿拉伯医药经验。医疗技术的传入主要体现在制药技术方面，如阿维森纳创用的金银箔衣丸，在宋代已有运用。与此同时，西方的制作蔷薇水的蒸馏技术也传入中国。相对而言，外来的医学理论很少传入中国并对中医产生影响的较少。

　　同样，中医学外传也对世界医药学的发展产生了积极的影响。中国的炼丹术在8世纪前已传入阿拉伯，对世界制药化学影响深远。脉学知识也被阿维森纳《医典》收录。大量外来药输入的同时，中国的川芎、白芷等药也输往海外。元代中国与阿拉伯的医学交流尤为广泛。当时波斯国(今伊朗)学者拉希德·丁·哈达尼(Rashidal Dinal Hamdāni 1247～1318)编纂的《伊儿汗的中国科学宝藏》中，包括了中医学的脉学、解剖、妇产、药物等多方面的知识，并附有脏腑和诊脉部位图。明代郑和七次下西洋，将人参、大黄、麝香、茯苓等药传至海外。清代人痘接种术外传欧洲，对牛痘的发明有直接的影响。而中国与日本、朝鲜、越南、印度等国的医药交流更为密切。

　　中国和日本在隋代以前就有交流。自公元562年吴人知聪携《明堂图》等医书到日本之后，中国历代主要医药书籍无不迅速传至日本。例如藤原佐世《日本国见在书目》(891年)记载的中医书已达163部、1 309卷。唐代日本的遣唐使及僧侣的往来，是医药书籍传入日本的主要途径。鉴真东渡也带去了中国的医药知识。中医书传入日本，对其医学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同时，多种在中国失传的医籍(或其内容)在日本国保存下来，以后又陆续传回中国，为中医发展做出贡献。如《新修本草》、《小品方》等，均在日本存有残卷。丹波康赖的《医心方》(982年)，汇辑了中国隋唐以前200余家方书，其中引用的许多医书在中国早已失传。日本大宝元年(701年)颁布的《大宝律令》中，引进了中国唐代的医事制度、医学教育方式等。公元1168年，日僧荣西携茶种归国，又著《吃茶养生记》，开日本饮茶风气之先。某些古代中国出现的重要医学学派，也在日本有深刻的影响(如李东垣、朱丹溪等)。中医学传入日本，为日本传统医学的建立和发展发挥了巨大的推动作用。

　　中国和朝鲜的医学交流有着很长的历史，魏晋南北朝的医书中已多处提到高句丽的炼丹术和方剂、药物。高丽大量刊行中国医书，保存了许多中医古籍。北宋时中国保存的《黄帝针经》(即《灵枢》)已残缺不全，正是依靠高丽所藏的全本，才使该书在中国重新流传。元明两代朝鲜数次派遣医官来华切磋医学，并将讨论的内容整理成书(如《朝鲜医学问答》、《医学疑问》、《高丽质问录》等)，成为中朝医学交流的宝贵史料。朝鲜医家编撰的名著《医方类聚》(1445年)、《东医宝鉴》(1596年)中，辑录了众多的中国传统医学资料。

　　古代中国和越南的药物和医术交流十分频繁。越南的一些医学著作，多采用或参考中医的文献。如清乾隆年间越南名医黎有卓的《海上医宗心领》中，采用了《内经》的理论以及桂枝汤等医方。越南的医书(如陈元陶《菊草遗草》、阮之新《药草新编》)也曾在中国流传。

　　中国和印度两国以佛教为桥梁，进行了广泛的文化和医药交流。《隋书·经籍志》中著录的印度医书译本就有12种。印度医僧在中国传扬佛法时，也将印度医术带进中国。现存的晋唐间医书中，还可以见到印度医学"四大"学说的内容，以及耆婆等印度医家的医方、按摩术、养生术等内容。印度医学对汉族医学影响最大的是眼科。《外台秘要》转载陇上道人的《天竺经论眼》中，明确提到曾得到"西国胡僧"传授。金针拨内障术最初来自印度，给唐代士大夫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藏医学中汲取了印度医学中的三元素、七种物质、三种排泄物以及药物的六味八性十七效等内容。中国的药物(如人参、茯苓、当归、远志、麻黄、细辛等)也传入印度，被印度人称之为"神州上药"。

　　

    中医医事管理与医学教育
　　中国传统医学在发展过程中，为适应各种不同医疗活动的需要，形成了一系列的医事管理与医学教育制度，产生了各种官方和民间的医药组织。在封建社会中，最先发展起来的是宫廷医药管理机构，然后出现面向社会的各种医事管理和医学教育机构。此外也逐渐出现医疗保健和慈善机构、药业组织及医书出版机构。这些制度和机构的建立，对中国传统医学的发展有一定的推动作用。

　　宫廷医疗保健机构为管理替皇家医疗保健服务的医务人员而设。《周礼·天官》分医为四科(食医、疾医、疡医、兽医)，其中食医即专门负责皇帝的饮食。历代宫廷的医疗保健均由太医负责。直接给皇帝看病的医生又常叫做侍医或御医。太医隶属于太医局。围绕着帝王的医疗，又设立了尚药局(或御药院)等药物采办调剂机构，分工严密，各负其责。如隋代尚药局每季由太常官检查药物，储新换陈，专设御药库储存皇帝常备药物。宫廷用药除必要的采办之外，还接受各地方政府及各国的贡献，由专人检验收贮。此外，在北齐、隋、唐、元、明等朝代，还有专为皇太子服务的药藏局和典医监。

　　从汉代起，宫廷一般都设有专为后妃、宫女服务的医疗机构，掌管医药、丧葬等事。其中乳医、稳婆(接产)等多由妇女担任。负责看病的医生有时由尚药局或太医院选派。御用医生的选拔十分严格，民间医生医术高明者可以直接征辟入宫，但一般均来源于考试选拔或官办医学校培养出来的优秀人才。御医可以直接为皇帝治病，因此医术高明者常可获得高官显爵，甚至参与朝政(如宋代的王继先、元代的许国桢等)。但一旦用药无效，御医就被问罪。唐代同昌公主病亡，懿宗降罪于翰林医官韩宗绍、康仲殷，将他们下狱，并株连两家老幼300余口。御医因为皇帝及其亲属医治无效而遭残杀的事例也屡见于史书记载。所以在封建社会中，御医的地位看起来高于一般医生，但本质上仍处于奴仆地位。为免于获罪，不少医官处方力求平稳，且皆有出处(清代太医多参用<医宗金鉴>方)。由于宫廷医生倍受约束或威慑，战战兢兢，但求无过，故有突出成就者极少。此外，《礼记》中有君饮药臣先尝的说法，故历代宫廷医生要负责尝药，魏时甚至专设"尝药监"。宫廷的医疗机构只为少数最高统治阶层的人服务，对整个医学的发展影响不大。

　　全国医药行政管理机关《周礼·天官》中已记载有"医师"一职，负责"掌医之政令"，聚集药物以供医疗之需。医师之下又有士(负责医疗的医生)、府(药物、器械及财务管理人员)、史(文书和病历管理人员)、徒(各种差役及看护人员)四类人员。医士接待社会上各种患者，分科诊治，建立病历。年终根据治愈率来决定他们的级别和俸禄。秦代这种"医师"的职责由太医令、丞掌管，他们除管理宫廷侍医之外，也负责国家医药政令。太医令的名称、职责，后世续有变迁，至隋唐时，形成了太医署和尚药局两大机构。尚药局系宫廷的御药房，太医署则管理宫廷及王公大臣的医疗事务，兼负责医学教育，成为全国医药行政及医学教育的最高行政机构。这一机构在宋代又分为翰林医官院和太医局，翰林医官院掌供奉医药及承诏视疗众疾，太医局则专门负责医学教育。但元明以后，太医院又行使全国医药行政及医学教育职责。供职于这些医药行政管理机关的官员统称医官。医官中的某些人仍随时听从调遣，为宫廷服务，但其管理范围已不限于宫廷。唐宋元明时，国家重要医药书籍的编纂都有医官参加。北宋《圣济总录》、《圣济经》等书，都由医官参与撰写。每当疫疾流行、灾变、酷暑时，太医局(院)等中央医药机构负责组织医务人员救治或赈济药品。宋代大臣有疾，皇帝可委派太医(宣医)上门诊治，以示恩泽。但这种"宣医"使病者耗费甚大，故时有"宣医破财"的俗谚。此外，太医院等中央医药管理机构还负责选拔医学人才，以充实宫廷和地方医学管理机构。在对外交流活动中，医官又肩负为外国首脑治病、讲授医学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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