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戊戌变法

作者:王泓日期:2012-12-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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戊戌变法
文章来源：互动百科

前言
     戊戌变法，又名百日维新，是清朝光绪二十四年间（1898年6月11日—9月21日）的一项政治改革运动。这次变法主张由光绪皇帝亲自领导，进行政治体制的变革，希望中国走上君主立宪的现代化道路。无奈变法受到清朝廷内保守势力尤其是慈禧太后的反对，最后演变成为政变，维新派人物被杀。维新运动失败，使中国损失一批热心于国家改革的精英和支持者，将中国推上革命的道路。

一．戊戌变法历史背景
    公车上书和维新运动的高涨中日甲午战争后，中国面临空前严重的民族危机。一部分资产阶级和进步的知识分子，提出了发展资本主义经济、政治和文化的要求，并形成资产阶级改良主义的社会思潮  。1895年4月（光绪二十一年三月），清政府被迫与日本签订《马关条约》。消息传到北京，群情激愤。时康有为适在北京参加会试，即联合各省应试举人，讨论上书请愿。会后由康有为起草万言书，提出拒签和约、迁都抗战和变法图强3项建议，并详论富国、养民、教民等变法图强的具体措施。万言书征集到1300余名举人的签名，呈递都察院。都察院拒绝代呈，但“万言书”已广为流传。此即所谓公车上书，对社会的影响和震动很大。康有为又连续上书光绪帝，反复陈述变法主张。光绪帝阅后颇为赞许。

二．戊戌变法的准备工作
    1895年4月，日本逼签《马关条约》的消息传到北京，康有为发动在北京应试的1300多名举人联名上书光绪皇帝，痛陈民族危亡的严峻形势，提出拒和、迁都、练兵、变法的主张。“公车上书”揭开了维新变法的序幕。
为了把维新变法推向高潮。1895年8月，康有为、梁启超等人在北京出版《中外纪闻》，鼓吹变法；组织强学会。
    1896年8月，《时务报》在上海创刊，成为维新派宣传变法的舆论中心。
    1897年冬，严复在天津主编《国闻报》，成为与《时务报》齐名的在北方宣传维新变法的重要阵地。
    1898年2月，谭嗣同、唐才常等人在湖南成立了南学会，创办了《湘报》。在康、梁等维新志士的宣传、组织和影响下，全国议论时政的风气逐渐形成。
    1897年底，各地已建立以变法自强为宗旨的学会33个，新式学堂17所，出版报刊19种。
    1898年，学会、学堂和报馆达300多个。
    1897年11月，德国强占胶州湾，全国人心激愤。12月，康有为第五次上书，陈述列强瓜分中国，形势迫在眉睫。
    1898年1月29日，康有为上《应诏统筹全局折》，4月，康有为、梁启超在北京发起成立保国会，为变法维新作了直接准备。
    1897年末，山东发生曹州教案，两名德国传教士被杀。德国乘机侵占胶州湾（今青岛），俄国同时进占旅顺大连，法国进占广州湾(今广东湛江)，英国进占山东威海，并要求拓展九龙新界。列强意图瓜分刚败于日本的中国，在朝中再次敲响了警钟。
    光绪皇帝虽然在1887年十七岁时已在名义上亲政，但实权一路仍然是掌握在慈禧太后的手里。面对列强瓜分的危险，光绪于1898年（戊戌年）向慈禧要求实际的权力，让他进行朝政的改革。1898年6月8日，徐致靖上书《请明定国是疏》（康有为代拟）请求光绪帝正式改变旧法，实施新政。上书后第三天6月11日，光绪颁布《定国是诏》，表明变更体制的决心，这亦是百日维新的开始。之后光绪召见康有为，调任他为章京行走，作为变法的智囊。其后又用谭嗣同、杨锐、林旭、刘光第等人，协助维新。

三．戊戌变法开始
    6月11日，光绪帝发布《明定国是诏》，变法从此正式开始，直到9月21日慈禧太后发动政变，共103天，史称百日维新。6月16日，光绪帝召见康有为，商讨变法具体步骤和措施。光绪帝根据康有为等人的建议，在百日维新期间颁布了几十道新政诏令。
    其中经济方面主要有：设立农工商总局，开垦荒地；提倡私人办实业，奖励发明创造；设立铁路、矿务总局；鼓励商办铁路、矿业；裁撤驿站，设立邮政局；改革财政，创办国家银行，编制国家预决算。
    军事方面主要有：严查保甲，实行团练；裁减绿营，淘汰冗兵，采用新法编练陆海军。文教方面主要有：改革科举制度，废除八股，改试策论；改书院和淫祠为学堂；鼓励地方和私人办学，创设京师大学堂，各级学堂一律兼习中学和西学；准许民间创立报馆、学会；设立译书局，翻译外国新书；派人出国留学、游历。
    政治方面主要有：广开言路，准许各级官员及民众上书言事，严禁官吏阻格；删改则例，撤消重叠闲散机构，裁汰冗员；取消旗人的寄生特权，准其自谋生计。这些抵制和反对措施有利于民族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和资产阶级文化思想的传播，受到维新派和地主阶级开明人士的热烈欢迎。

四．戊戌变法内容
    新政内容主要涵盖教育、军事等多方面的政策和体制。其最终目标，是推行君主立宪制。康有为向光绪皇帝赠送康有为自己的著作《日本变政考》和《俄罗斯大彼得变政记》，还有李提摩太的《泰西新史揽要》的译本和其他有关各国改革的书。这令光绪倾向以明治维新为改革的蓝本的。
    1、教育改革
    举办京师大学堂所有书院、祠庙、义学、社学一律改为兼习中西学的学堂；各省会设高等学堂，郡城设中等学堂，州县设小学鼓励私人开办学堂设立翻译、医学、农务、商学、路、矿、茶务、蚕桑速成学堂；派皇族宗室出国游历，挑选学生到日本游学废八股、乡会试及生童岁、科考试，改考历史、政治、时务及四书五经，以及定期举行经济特科设译书局颁发著书及发明给奖章程，保荐格致人才。
     2、经济建设
    设铁路矿务总局、农工商总局，并在各省设分局；广泛开设农会，刊印农报，购买农具，订立奖励学艺、农业程序，编译外国农学书籍，采用中西各法切实开垦；颁发制器及振兴工艺给奖章程；在各地设立工厂；在各省设商务局、商会，保护商务，推广口岸商埠；开放八旗经商的禁令，名其学习士农工商自谋生计
     3、军事
    改用西洋军事训练；遣散老弱残兵，削减军饷须支，实行团练，裁减绿营，举办民兵；颁发兴造枪炮特赏章程；筹设武备大学堂；武科停试弓箭骑剑，改试学科。
    4、政治
    裁减冗员；设置京卿学士，以集思广益；准许地方官与士民上书；改上海《时务报》为官报，创设京师报馆；开放新闻自由；按月分类列名每年收支；康有为还有好些未发表的新政，如尊孔圣为国教，立教部、教会，以孔子纪年，制订宪法，开国会，军民合治，满汉平等，皇帝亲自统帅陆海军，改年号为“维新”，断发易服，迁都上海等。根据康有为所讲，自军民合治以下的新政都得到了光绪的同意。

五．戊戌变法失败的原因
    变法运动危及了封建守旧分子的利益，遭到了他们的抵制和反对。在各省，除湖南巡抚陈宝箴外，其他督抚都未能推行新政。在中央，皇亲贵戚、中枢要员，或公开反对新政，或暗中加以阻挠。在《明定国是诏》颁布后4天，慈禧太后即迫使光绪帝发出三道谕旨：罢黜翁同龢；新授二品以上大员须到太后前谢恩；任命荣禄署直隶（今河北）总督，兼领董福祥（甘军）、聂士成（武毅军）和袁世凯（新建军）三军。目的是孤立光绪帝，打击维新派，将精锐的北洋诸军牢牢掌握在后党手中。继而又完全控制了京城防卫。此后宣布太后与皇帝定于10月19日赴天津阅兵，即有届时废光绪帝的传闻。
    针对后党的各种反变法措施，帝党亦有抵抗。光绪帝一面引进新人，一面打击阻挠新政的守旧官员。7月3日，光绪帝召见梁启超赏六品卿衔，专办译书局事务。8 月10日谕奖湖南巡抚陈宝箴。9月4日，将阻挠变法的礼部尚书怀塔布等6人革职。5日，赏杨锐、刘光第、谭嗣同、林旭四品卿衔，代皇帝批阅奏章，草拟谕旨，官轻而权重。11日，徐致靖根据康有为的授意上《密保袁世凯折》，暗示光绪帝应加意笼络袁世凯，以加强帝党的军事力量，防备不测。次日，有旨令袁世凯即行来京陛见。
    但是，在慈禧太后挟制下的光绪帝不得不时时注意向后党让步，并任用若干后党官僚试行新政。他还命人将每日重要奏章呈送太后阅示，并先后12次亲往颐和园向太后汇报和请示变法事项。从9月初罢黜礼部六堂官起，帝后党争趋于白热化。怀塔布、杨崇伊等陆续到天津谒见荣禄，密商废主之事。袁世凯启程赴京后，荣禄即将聂士成部移驻天津陈家沟，董福祥部移驻北京长辛店。政变有一触即发之势。
    9月13日，光绪帝决定开懋勤殿，以便选拔维新人士担任新政顾问。次日，光绪帝就此请示慈禧太后，遭到严斥。他预感帝位难保，于次日赐杨锐密诏，命杨锐、林旭、刘光第、谭嗣同等人妥速筹议良策。两天后，又发出明谕和密诏（令林旭带出），令康有为速赴上海督办《时务报》。9月18日，康有为、谭嗣同等见到两道密诏，急商对策，以袁世凯曾入强学会，表示倾向维新，决定由谭嗣同连夜去京郊法华寺对其游说。谭嗣同要求袁世凯在天津阅兵时保护光绪帝，诛杀后党。袁世凯佯作答允，迅即赶回天津向荣禄告密。在谭嗣同游说袁世凯的同一天，杨崇伊向慈禧太后上密折，诬指康有为是孙中山大同学会同党，于京师煽动人心，且出入内廷；攻击光绪帝变更成法，斥逐老臣，安置党羽；造作谣言，谓日本前首相伊藤博文即日来京，将专政柄；最后吁请太后即日训政。次日下午，慈禧太后从颐和园匆忙赶回皇宫。
    9月21日，发布诏书，宣布临朝训政。并下令拿办康有为及其弟康广仁，幽囚光绪帝于南海瀛台。康有为、梁启超逃往海外。变法失败。28日，谭嗣同、林旭、刘光第、杨深秀、康广仁、杨锐六位维新志士惨遭杀害，时称戊戌六君子。新政除京师大学堂外，全部被废除。

六．戊戌变法的影响
    由于变法的失败，中国失去了一批倾向在原有体制内下实行改革的精英和支持者；代之而起的是主张激烈变革，推翻原有制度和政府的革命者，最后造成了清朝的覆亡，中国两千年的帝制亦画上句号。除此以外，朝庭中本来较为开明有为的大臣在政变后有些被贬，其他亦多被排挤到中央以外；间接亦造成了之后发生的义和团运动。

七．戊戌变法的意义
    戊戌变法是中国近代史上具有重大意义的事件，是一次爱国救亡运动。它要求发展资本主义经济和扩大资产阶级政治权力，符合近代中国发展的历史趋势，因此也是一次进步的政治改良运动。它传播了资产阶级新文化、新思想，批判封建主义旧文化、旧思想，又是一次思想启蒙运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