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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市委书记以何种原因离任，60%以上的市长会升任市委书记，且大约一半的市委书记是由该市市长直接升任。若考虑到那些正常退休的市长和犯错误离任的市长，则市长升任市委书记的比例会更高。

考察市县领导的晋升竞争机制非常必要。限于全国范围内县级领导的数据很难获得，我们将考察对象定于2003-2012年间全国地级市和副省级城市的市长和市委书记的升迁情况。由于四个直辖市下属区县的行政级别特殊，而西藏、新疆、青海、宁夏、云南、贵州、海南等省区的地级市数量太少或者数据缺失，因此本文主要考察了除上述省区和台港澳之外的20个省区的245个地级市和15个副省级城市（以下统称为“城市”或“市”）在这10年间市级领导的晋升情况。

省内市委书记间的晋升竞争

由于市县级政府的主要任务是管理和发展本辖区的社会经济事务，因此除了掌管人事职权外，书记们必然将主要精力放在辖区社会经济发展上。与之相适应，地方政府的重大经济决策机会都会首先在书记办公会上酝酿，再经党委会讨论通过，最后才交给市县长及其领导的政府部门形成正式的政府文件并执行。

在这种体制下，一方面，市委书记是地方政府社会经济事务重大政策的真正决策者，而且政府发展地方经济的成绩也会首先记在市委书记的头上；另一方面，地方政府发生工作不力或失当而受到上级部门惩罚的主要对象却往往是市长或主管某项具体工作的副市长等人。当然，市长们受点委屈也是有回报的——无论市委书记以何种原因离任，60%以上的市长会升任市委书记，且大约一半的市委书记是由该市市长直接升任。若考虑到那些正常退休的市长和犯错误离任的市长，则市长升任市委书记的比例会更高。

这意味着：一则，市长的晋升在很大程度上具有跟随性，并不需要特别的经济增长业绩；二则，若市级领导之间真的存在基于经济业绩的晋升竞争，那么，这种竞争也主要是发生在市委书记之间。

鉴于此，我们将研究进一步聚焦在市委书记的晋升竞争。在这10年间，总共有830多人次出任过这20个省区的市委书记，其中一个最显著的特征是：这些市委书记的来源和去向几乎都在本省内。从市委书记的来源来看，除了约60%来自于市长外，还有25%来自于本省党政机关，10%平调于省内其他市的市委书记，而其他来源的市委书记不到2%。与此同时，在这10年间有620多位市委书记离任。其中，大约1/2的市委书记离任后调入本省党政机关的约占1/2，就此退休或退居二线的超过1/4，调到本省其他市任职约占1/6，而能去中央部委和外省任职的仅占2%。由此可见，市委书记的晋升竞争基本上是发生在本省同行之间。

即便竞争是在省内同行之间，但市委书记之间的晋升竞争应该是非常激烈的。一则，在这10年间，仅有不到40%的离任市委书记，即约240位得到了晋升（包括年龄超过57而被安排为省人大副主任或政协副主席），平摊到260个城市，每个城市还不到1位市委书记能够得到晋升。二则，虽然各省区平均拥有13个城市，但在这10年间各省各市大约在3.75年中没有发生市委书记晋升。即便在有市委书记晋升的年份，绝大多数情况也只有1-2位市委书记得到晋升。仅在极为个别的省份和极为个别的年份有5-6位市委书记得到晋升，如江苏省2003年6位、安徽省2003年5位、广东省2005年5位。

当然，市委书记的晋升机会在各个省之间也存在着显著的差别。比如，拥有13个城市的江苏的市委书记平均晋升机会最大——在这10年间有21位市委书记得到晋升，平均各市有1.62位；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同样拥有13个城市的湖南却仅有8位，平均各市仅有0.62位市委书记得到晋升。更为可怜的是四川省的市委书记。该省拥有18个城市，但在这10年间仅有7位市委书记得到晋升，平均各市只有0.39位。我们估计，这可能与各省的政治传统等因素有关系。

不存在基于经济增长业绩的锦标赛

当前最流行的说法是，在中国地方官员之间存在基于经济增长率的锦标赛或者标尺赛。不过，我们认为这肯定不符合中国现实情况。

首先，各种相关文件反复强调中国选拔干部的第一原则是“德才兼备、以德为先”。这意味着，若某位干部被认为有德有才，则他并不需要经济增长业绩就可获得晋升，甚至破格提升。统计分析发现，虽然《党政领导干部选拔任用工作暂行条例》(1995)等正式文件明确规定“由下级正职提任上级副职的，应当在下级正职岗位工作三年以上”，但在这10年间却有200多位市委书记在任职时间不足3年的期间内发生了职位变动，其中76位市委书记获得了晋升（约占10年间总晋升人数的1/3），甚至还有30位市委书记在上任之后的第二年就得到了晋升。显然，这些市委书记的晋升主要是依赖于某种基于“德”的理由而不太可能是缘于其任职期间突出的经济增长业绩。

我们知道地方政府发展经济最便捷的渠道无非是廉价出让工业用地来招商引资。然而，从指定和实施招商引资策略，引资成功和投资发生至少也需要2-3年，更不要说那些通过地方政府的制度性变革来发展地方经济的策略了。

其次，“谁高谁升”会从根本上否定上级组织，尤其是中央的权威，从而有悖于中国核心的政治制度。不仅如此，经济增长率高的市委书记并不一定是德才兼备的、具有治党治国能力的政治家。正因为此，长期以来组织部门并未明确地把经济增长业绩作为干部提拔的依据。即便《关于体现科学发展观要求的地方党政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综合考核评价试行办法》(2006)开始明确规定在民主测评阶段必须有实绩分析环节，但经济增长业绩仅是众多实绩分析项目中的一项。具体而言，“经济发展”仅是实绩分析的6个大项中的一项，而在20多个小项中与经济增长率密切相关的可能只有“经济发展水平”、“城乡居民收入”、“收入水平提高，人居环境改善”和“扩大就业，最低生活保障”等4项。与此同时，在民主测评和民意调查阶段，相关人员通常只被要求综合数量众多的考核指标而给予考察对象一个抽象的总体评价并回答“是否同意其被提拔使用”。因此，考察对象不太可能因为单纯的经济增长业绩原因而遭到大量的负面评价，除非他在发展当地经济方面太不作为而引起普遍不满。

正是这样的现实原因，我们在2003-2012年的市委书记样本中没有找到支持晋升锦标赛或者标尺赛的证据，即并没有发现那些经济增长率高或者经济增长率省内排名靠前（比如，前1，前2，前3，甚至前4）的市委书记系统性地享有更多的晋升机会。但是，这并不意味着，经济增长业绩就完全不重要。

或存在基于经济增长率的资格赛

由于市委书记的晋升机会主要是省内的副省部级岗位，因此，对他们的考核选拔自然由中央组织部来负责组织实施。选拔的一般正式程序是：中组部下派工作组与省委主要领导商讨考察对象人选（的任职条件/推荐范围）→民主推荐会→酝酿和敲定考察对象人选→对考察对象进行考察→考察组提出拟任人选的初步方案并报中组部→中组部党委会讨论决定→公示→任命（若任命涉及政府、人大或政协的岗位，则需人大常委会或政协常委会批准）。在这个过程中，市委书记是否能得到晋升，最关键的是，是否能够得到提名。

与省级领导晋升不同，在选拔副省部级干部的过程中，享有实际提名权的人员涉及多个层次。首先，《党政领导干部选拔任用工作条例》(2002)特别规定“省部级党政领导干部，还应当努力达到中央对高级干部提出的各项要求”，因此，那些被中央政治局常委及其他重要国家领导人相中的候选人将在晋升竞争中占据优势地位。其次，由于整个选拔和任命工作是由中组部直接负责具体组织实施，因此，中组部主要领导对副省部级领导的人选也具有重大发言权。另外，《条例》第三十二条规定“属于上级党委（党组）管理的，本级党委（党组）可以提出选拔任用建议”，因此省委往往会积极地提出自己的选拔对象建议名单，以便在干部选拔活动中掌握主动权。不仅如此，即便是在省内常委内部，并不只是省委书记才享有提名权，尽管省委书记掌握着最大的话语权。

考虑到每次人事调整所释放的晋升机会非常有限——通常只有1-2个名额，因此晋升竞争通常都非常激烈。这就迫使那些享有实际提名权的各方都避免将那些人品、口碑、能力和经济增长业绩表现欠佳的市委书记作为自己的提名对象——尽管《条例》强调“要防止简单地以票取人”，但得票过低仍然会对提拔造成负面影响。与此同时，我们也注意到，虽然约有1/3的市委书记在任职不足3年就发生了职位变化，甚至得到晋升，但其他市委书记却需任职4-5年才能有晋升机会。这似乎在暗示：对于大多数市委书记来说，上级组织确实会考察其工作业绩并以此作为是否将其列为提拔候选人的重要依据。

我们的实证研究为上述猜想提供了一些证据。对于那些来自城市数量大约10的省区、任职时间超过3年且职位确实发生了变化的市委书记的考察，我们发现：虽然排序最靠前的市委书记却未必有更多的晋升机会，但经济增长率省内排序前10的市委书记比其他市委书记具有更多的晋升机会。换句话说，虽然市委书记之间不可能存在基于经济增长率省内排序的锦标赛，但却可能存在基于经济增长率省内排序的资格赛，只不过这是一种非常宽松的资格赛——毕竟每个省平均拥有13个地级以上城市。

我们认为这种宽松的晋升资格赛具有特殊意义，因为它不仅保证了上级组织，尤其是中央的权威，而且还能够非常有效地激励地方官员努力发展经济。在这种资格赛中，由于享有实际提名权的人员众多且每个提名人在一省可能有多个关系比较密切的市委书记，因此，大多数市委书记在事前并不能确切地知道自己在晋升竞争中到底具有多少优势地位，从而需要通过事先发展本地经济来显示能力和表达对上级的忠诚。更重要的是，即便基于经济增长率省内排名的资格赛尺度很宽松，但每个市委书记并不能保证自己辖区的经济增长率省内排名足够靠前，哪怕他能预估本辖区经济增长率不会太低。结果，宽松的晋升资格赛促使大多数市委书记都必须在任期内努力发展本地经济；与此同时，上级组织，尤其是中央始终掌握着充分的人事安排自由裁量权，从而维护自己的绝对权威，并有机会在更大的候选人范围内挑选到“德才兼备”的干部。

这也许就是当今中国治理机制有效的秘密之处。

经济大市市委书记间的竞争

由于省部级干部是国家领导人的后备人选，因此，《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党的建设几个重大问题的决定》(1994)就特别指出“高级干部特别是省部以上党政主要领导干部的领导水平，尤其是政治水平如何，关系到党和国家的前途命运”。这就注定了在选拔省部级以上高级干部时还特别强调对“治党治国”政治能力的考察。

一般来说，一个社会的经济规模越大，人口越多，社会经济关系就越复杂，从而对地方领导人驾驭和处理复杂问题的能力提出了更高要求。一则，那些GDP占比高的市对全省经济社会的影响很大，因此上级政府一般会把信得过且有能力的干部派去担任市委书记；二则，如果在任上未发生重大的社会经济问题或者较好地处理了各种复杂问题，则该市委书记就显示其已具备了良好的政治能力。因此，那些任职于经济大市的市委书记最容易被评价为具有治党治国的潜在政治能力。不仅如此，那些经济大市的市委书记也有更多资源来培育和发展自己的政治影响力。

另外，一个市的GDP规模往往还代表了该市在省里的政治谈判力，以至于那些经济大市可以影响上级政府对自己的业绩考核指标的设定。比如，某省2012年对地级市政府的业绩考核指标体系中，最重要的一项考核指标就是“经济绩效地区生产总值总量及增速”，其计算方法是：（某市GDP-全省最小市的GDP）/(全省最大市的GDP-全省最小市的GDP)+(某市GDP增速-全省各市最小GDP增速)/（全省各市最快GDP增速-全省各市的最慢GDP增速）。显然，该指标对经济规模小的地级市非常不利。通过访谈，我们得知该考评方法就是源于该省经济规模最大的两个市强烈要求的结果。

正因为此，我们发现：在众多可直接观察的因素中，辖区经济规模是影响市委书记晋升的最重要因素。同时，我们还发现了一个看似奇怪的现象：虽然经济增长率省内前10的市委书记比其他市委书记具有更多的晋升机会，但经济增长率排前3名的市委书记的晋升机会还比不上经济增长率省内4-10名的市委书记。其实这并不难理解——那些能够获得晋升的市委书记通常来自于省内的经济强市，即便其经济增长率省内排名并不靠前；相反，那些小城市的市委书记即便能够将经济增长率搞到全省排名1-2，但也未必能够得到晋升。可见，省内市委书记之间的晋升竞争基本上就是经济大市的市委书记之间的晋升竞争。

在该晋升治理机制下，另一个现象必然产生，即那些有特殊政治资源的干部会积极争取被安排到经济大市任职。比如，我们就发现，那些来自中央和省机关的干部、有团委工作经历的干部更容易被派到经济大市担任市委书记。对相关人员的访谈中，我们还了解到，当组织部门征求那些有实力的省厅局领导是否愿意出任某个小市的领导时，他们时常会婉拒，因为他们害怕自己的仕途就此终结。

总之，对10年间市级领导的晋升情况的研究可能折射出中国官僚晋升机制的微妙之处。一方面，确实有为数不少的市委书记可在较短时间内获得晋升或者被贬黜；但另一方面，大多数市委书记还是要在其岗位上历练较长时间。对于这些相对普通的市委书记来说，上级组织可能确实在执行某种基于省内经济增长业绩排序的资格赛制度。

一旦我们意识到这样一个事实，即中国从来没有执行过所谓的基于经济增长率的晋升锦标赛或标尺赛，而仅仅存在非常宽松的基于经济增长率排名的晋升资格赛；那么，对于中国官员晋升机制的改革方向也许就不应该是进一步弱化经济增长业绩的考核，而是要强化对其他业绩指标（比如，环境污染、分配公平等）的考核。■

东方早报 杨其静（作者系中国人民大学企业与组织研究中心执行主任，教授，中国人民大学发展与战略研究院研究员，本文由《东方早报》田春玲改写自《世界经济》2013年第12期，原题：“晋升竞争是标尺竞赛、锦标赛还是资格赛”。）

 

吻别

时间由波切利（推荐）

Shik Shak Shok （这个要看）

迪拜喷泉是迄今最高、最壮观的音乐喷泉。这座喷泉喷射的水柱将高达490英尺(约合149米)，这一高度将比一座50层的大楼还要高，一次喷出的水量将多达2.2万加仑。

！

在以培养优秀人才为己任的武汉大学老校长刘道玉看来，对学生学习课本知识能力的过度开发，必然会抑制他们在其他方面的能力发展。保持名列前茅要用掉孩子太多的精力！

南方科技大学创校校长朱清时非常赞同刘道玉的观点。他说，数学大师陈省身生前为中科大少年班题词就是：不要考100分。朱清时解释说，原生态的学生一般考试能得七八十分，要想得100分要下好几倍的努力，训练得非常熟练才能不出小错。要争这100分，就需要浪费很多时间和资源，相当于土地要施10遍化肥，最后学生的创造力都被磨灭了。

六成家长认为孩子该学的就是书本知识

据一项由河北省辛集市、湖南省常德市、江苏省吴江市、常熟市830位中小学生家长

参与的调查显示：六成的家长认为：孩子该学知识就是数学、语文、外语这类书本上的内容。上小学和中学的时候，孩子就该学对升学和考试有用的内容；上大学后孩子就该学对就业有用的内容。其理由是孩子的精力有限、自制力、控制力有限，该学的还学不完呢，何来时间学习那些一时还用不上的。其余近四成家长则赞成孩子可以学一些“没的”。在他们看来，凡是对孩子身心健康有益的、能够丰富孩子自身的、孩子感兴趣的、能够提高孩子综合素质的内容，虽然与书本知识的学习无关，与升学无关，但可以让孩子终身受用的都应该学。然而，同样是这些家长，当让他们对赞成子女学点“没用的”的方式进行选择时，选择“灵活机动——看孩子学习以外有没有时间”的家长占了58.07%；选择“精神支持——说说而已”的家长占38.94%。只有16位家长选择了“大力支持”。作为父母，究竟该不该让孩子学点“没用的”。其实，社会早已经给出了答案。

“第十名现象”值得反思

曾被人们广泛流传的事例是，一度担任过美国能源部部长的朱棣文，在上学时常常是旁骛较多，成绩一直在十名左右徘徊，而哥哥朱筑文则一直保持班级第一。然而工作之后，朱棣文当上教授时哥哥是副教授，朱棣文获得诺贝尔奖时哥哥才当上正教授。

在我国，浙江省杭州市天长小学教师周武早已将这一现象称之为“第十名现象”：小学期间前几名的“尖子”在升入初中、高中、大学乃至工作之后，会有相当一部分会“淡出”优秀行列，而许多名列第十名之后的学生在后来的学习和工作中，竟会出人意料地异军突起、表现出色。

教育首先必须了解孩子成长究竟需要什么

如何看待孩子究竟该学什么？什么是有用的？什么才是无用的？

这取决于每一个家长培养自己孩子的教育理念。它决定了父母对孩子的期待程度以及教养方式。有什么样的理念，就会产生什么样的行动。

如果家长认为孩子兴趣很重要，那么即便条件不好，也会尽力为孩子创造有利条件。

在今天，对经济的考量，俨然成了众多父母对子女在读书、升学、留学等方面的基本依据，这让不少家长把对孩子的未来，几乎都押在了对所谓好成绩、好专业的追求上了，自然无暇兼顾对那些没用的东西的认识和探索。如果说教育就是要以人为本，那么，我们首先必须了解孩子成长究竟需要什么。对于孩子而言，一切有益其健康成长的东西就都是“有用”的。孩子的本性是玩耍、梦想、好奇和探索，那么，所有跟玩耍、梦想、好奇和探索有关的东西都应该是“有用”的。然而，现在的许多家长连一点发呆的时间和空间都不给自己正在读小学、上中学的孩子，每天用作业和各种班把孩子的时间填得满满的。孩子只能起床学习，上床睡觉，累得连做梦的能力都丧失了。

没有自由哪来思想，没有探索哪来成就感？

如此长大的孩子在遭遇不成功的人生时，自然很难做到随遇而安。

当初的“无用”，也会成为未来的“有用”

北京亦庄实验小学校长李振村在写给《当代教育家》杂志2013年第一期的卷首中，引述了三个至今还能让他非常感慨的事例：20世纪70年代，韩国一个小女孩，某日忽发奇想，跟爸爸说：我想学中国话。爸爸问为什么？女孩回答：感觉好玩！爸爸很开明：好玩就学呗。于是，这个女孩就四处找人学中国话。左邻右舍议论纷纷：中国这么穷，跟韩国连外交关系都没有，学中文有什么用？这样的父母对孩子太不负责任了！

如今，中国成了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当年的小女孩已经为人妻为人母，做了全职太太，在家照顾着三个孩子。金融危机爆发，有一天丈夫突然失去工作。做太太的愁得一夜未眠，忽然想起自己的一技之长：会说中文！立刻发出求职申请，很快收到了五家公司的面试通知。不久，她就携全家到上海一家韩国公司任职了。其实何止这个韩国的女孩，连续15年成为美国首富的比尔·盖茨在上学时也曾让父母伤透了脑筋；

还有达尔文，也曾是个小时候不务正业的孩子，

看蚂蚁窝，捉蝴蝶，研究臭虫，就是不愿学习。父亲气急败坏，认为他“除了打鸟、养狗、捉老鼠外，有用的事一样都不会干，将来会丢全家的脸”。可是，达尔文就是从这些“打鸟、养狗、捉老鼠”的

“无用”事情中，成就了一番伟业，改变了人类对生命进化的认识。

由此不难联想到现在我们身边的教育，已经彻底远离了“无用”。孩子的每一节课，每一份作业，老师和家长的每一句教诲，几乎都指向了一个目标：让孩子学习“有用”的东西！什么是有用的东西？将来能帮助考上更高一级学校的东西，能够帮助谋取高薪职业的东西…结果，我们的孩子，从小学开始，全部的生命时光就被各种各样的作业、训练所淹没和充塞，他们的一呼一吸，一言一行，都在为了“有用”而努力着，忙碌着。中国可怜的孩子，大概是世界青少年群体中最“忙”的一族了。

因而，李振村指出：一个从小没有享受过自由、闲暇的孩子，长大之后怎么指望他们产生什么思想、智慧、个性？孩子从小被控制得越严，长大后兴趣爱好就会越少，自主性就会越差。这样成长起来的人，很难拥有幸福的人生。

作为一个教师，深刻地感受到，整个教师阶层都在奴隶化，已到了十分严重的地步，已到了不得不说的地步。

我们知道，整个中国社会奴性化非常严重。但其中最严重的，却正是中国国民灵魂的塑造者——中国教师。

在教师中，奴性化尤其严重的是广大的中小学教师，高校教师稍为好一点，但并非没有。

下面分三个层次来讨论中小学教师的奴性化问题。

首先，中小学教师是制度上的奴隶。这个制度便是高考制度（对初中教师而言，便是中考，而小学教师以及幼儿园教师，则被高考与中考的余威所驱使）。在这个制度下，中国的中小学教师最大的用处便是一个传声筒的用处，成了传送教参知识与报答案的一个工具。失去了一切能动性。也许有人会反驳说，教师在这个过程中也能发挥自己的能动性啊。不错，我们是可以发挥一点点，但也就一点点而已。稍不注意，离开了教科书的内容，不仅是学生会有意见（学生都很现实，一旦所讲的内容与考试无关，虽然他们当时表现出很高的兴致，当你一转头，他们就很可能已经跑到校长室去反映意见去了），家长也会有意见，领导也会有意见。最后的结果只能是吃不了兜着走。

中国的中小教师的价值确实相当于一个传声筒。下面举一个例子：

何为教学？翻阅现代汉语词典1996版，发现它是这样定义的——教学：指教师把知识、技能传授给学生的过程。

但翻阅最近的一期《教学与管理》（一份在教育界算高档次的期刊）时，发现在一篇题为《教学教育 教学的教育性》文章里，作者是这样定义教学的：所谓教学，是指教师将一定的教材内容通过一定的手段传播给学生。这个作者真有眼光，取消了教师的能动性，赤裸裸地把教师表述为一种工具。

而今，这种教师的工具化倾向更严重了。因为教师职业“铁饭碗”被打破了，大多数学校都实行了聘任制，有的学校还实行末位淘汰制，实行所谓的优胜劣汰，而孰幼孰劣的标准只有一个：就是看哪个教师教的班级的考分成绩好。考分成绩好了，这个教师就是优秀的。考分成绩差了，这个教师就是差的。再没有别的标准了，其他的如一个教师的人品、气质、人文修养、道德修养全都是扯蛋。

俗话说：身正为范，艺高为师。在当今的制度下，那些“优秀”的教师并不需要身正（尽管办补习班好了，尽管多收费好了），也不需要艺高，而只要你教的班级考分高。至于你是用暴力手段逼出来的，还是用心理战诱骗出来的，还是用题海战役得手的，这，没人来管。即使来管，也是过过场。你还是一个优秀的教师。

而如果你教的班级考分不高，那你就是一个差的教师。不管你有多少理由为你自己辩解。

其次，中国教师是校长负责制统治下的奴隶。

现在绝大多数的学校都实行校长负责制，而校长负责制显然是一种权利失衡的制度。由于校长掌握了一切权利：教育管理权；人事权：招聘权、续聘权、提升权、撤免权、解雇权；以及财务权。广大的教职工根本没有发言权。虽说工会与党组织有监督权，但由于没有实在性的内容，这种监督权只能是空的。并且，由于校长不是广大教职工自己选上去的，而是上面任命的，校长也就没有一种为广大职工谋福利的紧迫性，在他的意识里，也就不会有替广大教职工负责的观念。结果只能是，大部分的教职工在校长面前失去了发言权，而只有保持沉默的权利。只有逆来顺受的权利。人格，精神，日益萎缩。

第三，教师是学生和家长的奴隶。

人们都以为学生是教师的奴隶，却不知道教师也正是学生的奴隶。现在实行学生打分制，一旦学生觉得教师上课上得不好，这个教师就倒霉了。而学生的打分也并非总是公正。教师唯一能避免这一厄运的方法就是把考分提上去，当你考分够了，即使学生的打分再低，学生也奈何不了你。

因为家长会支持你。现在的家长只有一个唯一的要求，就是子女的分数高。

这就是一切。假如你做不到，家长就会从原先恭敬如奴仆的脸换成一张恶主人的蛮横的脸。所以说，教师也是学生与家长的奴隶。他们时刻在监督着你，是不是在认真上课，是不是在讲一些与考试有用的内容。

正如商品社会人与人的关系是金钱关系一样，现在的教师与学生之间也是一种赤裸裸的分数关系。学生分数考得好了，就会对教他（她）的老师有好感。反之，则差。

老师也一样，喜欢分数高的学生。

在这样的制度下，学生与老师都成了一种工具。一种为分数拼搏的工具，当一个人成了工具以后，他（她）离奴隶也就不远了。

从某种角度说，正是生存资源的紧张，导致工作机会的稀少，正是工作机会的稀少，导致高考竞争白热化，正是高考竞争的白热化，导致了分数的极端重要性。分数是如此重要，以至于其他的一切在它面前都相当于无。

再说大学里的教师。虽说不用受制于分数，但他们现在也早已失去了儒雅的风度，他们被划成了不同的等级，如浙大，教师分成九等，每等的教师工资都不一样。而把教师分等的主要根据就是看教师发表了多少论文，何等级别。结果，大学教师们都在那里忙着互抄论文，对上课马马乎乎。学生在一所著名大学里学了四年，看到大多数的教师都是拿着一些半黄不白几十年不变的讲稿在上课，就像当官人做报告似的，既无生气，更无激情。

他们已经成了职位、级别、名利的奴隶，在他们身上，也同样找不到人格魅力，找不到人生的闪光点，再无激情与生气可言。

教师，作为人类知识和人文精神的传播者和创造者，本来应该是最有人性味的、最有人文思想、最有人格力量，最起楷模作用的，但由于这个社会制度和伦理精神的畸形化，教师已毫无精神优势可言，毫无楷模意义可言。

而中小学教师则已完全蜕变成了一种教学工具，失去了主动性与能动性，除了传送教参知识这一价值以外，再无别的价值。

中国的教师，再也不是道德的楷模了，再也负不起传播人文精神的重任了，因为这个社会已经势利到这个地步，以至于再也不会有哪个家长会打听你的人品道德如何如何，因为这个社会已现实到如此地步，以至于人们除了考分外再也想不出别的东西去衡量一个教师与学生了。

一个民族精神的衰亡始于知识分子精神的衰亡，而知识分子精神的衰亡则始自教师。（转自网络）

俗话说，“百里不同风，十里不同俗。”在中国这块幅员辽阔的土地上，因受气候、经济、文化等诸多方面原因的影响，各地在衣、食、住、行等方面，形成了一些独特的生活方式和风俗习惯。外地人对此十分好奇，提炼出来后，称之为“八大怪”现象。

一、北方地区

1、东北八大怪
第一怪：【窗户纸糊在外】——冬季北方人御寒的一项措施，若糊在里面，容易被窗框所存雨水浸破。
第二怪：【大姑娘叼烟袋】——农村生活单调，大姑娘也争相抽旱烟解闷。
第三怪：【反穿皮袄毛朝外】——东北人喜欢穿动物的皮毛制成的衣服来防寒，关东三宝中的貂皮更是名贵。
第四怪：【养个孩子吊起来】——东北摇篮与南方的“悠车”相似，只不过东北的摇篮吊在房梁上。
第五怪：【草坯房子篱笆寨】——关东百姓把草和泥合在一起,按在固定的模子中,做成一块块一尺长短的土砖,叫“坯"。在阳光下晾干,然后用来垒屋。　
第六怪：【狗皮帽子头上戴】——东北在严冬降临的时候，有的狗冻死了，天气又那么冷，汉族人因为不擅打猎不能获取其他动物的皮毛，所以将狗皮做成狗皮帽子。
第七怪：【大缸小缸淹酸菜】——冬天白菜不易储存，东北人发明腌渍法。这是北方大白菜的一种特殊吃法，东北的特色食品。
第八怪：【冬天包豆讲鬼怪】——东北每年进入腊月，就是农民们忙碌着淘米的时候。淘米在这里有特殊含义.....

 

2、山东青岛八大怪

第一怪：【老区房顶红瓦盖】——青岛有很多外国留下的老式建筑，极具欧陆风情，其建筑多为红瓦顶。
第二怪：【骑车没有走路快】——青岛马路上骑自行车的人特别少，青岛是山地城市，上坡下坡特别多，单行线多，造成了看似很近的路也必须绕很大的弯，车子才能到达。
第三怪：【身穿泳装走在外】——青岛有诸多的海水浴场,人们去洗海水浴的时候，一般是在家中穿好了泳装，然后穿行在大街小巷直奔浴场。
第四怪：【啤酒装进塑料袋】——青岛人在夏季每人每天大约要喝2到3斤啤酒，青岛啤酒集团为了让人们每天都能及时品尝到新鲜的啤酒，因此将啤酒装进了塑料袋，这样即节约原材料，又可以方便大家。
第五怪：【公交站牌乱安排】——青岛的单行线太多了，再加上公交基础设施有待提高，使很多外地人不明白青岛的公交车如何坐。
第六怪：【东西南北分不开】——青岛是山地城市，没有一条路是正南或是正北的，在青岛问路，当地人不会告诉你往东走或是往北走，只会告诉价钱到第几个路口往左拐或往右拐。

第七怪：【管小姑娘叫小嫚】——地方话，意思就像妮子，丫头，闺女一样。
第八怪：【一等美女嫁老外】——青岛是个开放的城市，青岛的美女分三类：一类美女嫁老外，二类美女北京上海，三类美女在家看海。和老外结婚便不是什么稀罕事了。

3、河南八大怪

第一怪：【郑州商场扎堆盖】——郑州别称“商城”。二七广场及其周围，十余座大型商厦肩并肩比拼，众多的中小店铺头碰头叫板，巴掌大的地盘上竟盖着如此多的商厦、店铺，其密集程度在其它城市罕见。
第二怪：【开封古城摞起来】——作为“七朝古都”，开封昔日的繁华已成过眼烟云。“开封”本意是“开拓封疆”，黄河却总是将它“埋”起来。今天的开封城地下叠罗汉似的摞着6座古代城池，令人魂牵梦绕的东京城便静卧其中。
第三怪：【天井窑院地下开】——天井窑院是豫西陕县一带老百姓特有的一种民居形式。黄土高原上的百姓自古以来就有住窑洞的习惯，冬暖夏凉，顺坡一挖，就解决了住的问题。
第四怪：【“中”字说的真不赖】——“中”、“不中”是地道的河南话。外省人学的最多、学的最像的就这三个字，道出了河南人的直率坦诚。
第五怪：【少林太极最叫卖】——中华武术博大精深，源源流长。少林拳起源于黄河以南登封少林寺，一部《少林寺》使得这座嵩山古刹更加出名。
第六怪：【寻根问祖河南拜】——中国人从不忘祖，中原历史文化的“根文化”是中华民族血脉相传的文化纽带与精神维系。
第七怪：【豫剧老少都喜爱】——飒爽英姿的巾帼女英雄花木兰之所以能走进中国人的心中，应当归功于豫剧《花木兰》的传唱。花木兰是河南人的骄傲，豫剧更是河南人的骄傲。
第八怪：【红旗渠水引天外】——周恩来总理曾自豪地说：“新中国有两大奇迹，一个是南京长江大桥，一个是林县红旗渠。”它是世界水利史上最艰巨的工程之一。　

4、陕西八大怪
第一怪：【帕帕头上戴】——陕西盛产棉花，当地人把用棉花织成的手帕戴在头上，既可防风防尘防雨防晒，还可以擦汗擦手和用来包东西，经济又实惠。
第二怪：【房子半边盖】——陕西的房子却只是人字的一撇。陕西干旱少雨，这样的房子能让珍贵的雨水全部流到自家的田地里，正所谓“肥水不流外人田”。
第三怪：【面条像腰带】——陕西盛产小麦，以面食为主。面条既粗又厚像腰带，吃起来光滑、筋道，很有嚼头。
第四怪：【烙饼赛锅盖】——像锅盖般大小的锅盔，成品大如盾牌，外硬里酥，清香可口，放上十天八天也不会变味。做锅盔，面要和得很硬，硬得用手都揉不动，要借用木杠来压揉，然后放在直径2尺以上的大锅中慢慢烤制而成。
第五怪：【辣子是道菜】——人们都以为湖南人、四川人能吃辣子，可是他们只是把辣子当成一种调料，而在陕西，“油泼辣子”却是一道正经八百的菜肴。
第六怪：【碗盆难分开】——陕西人吃饭，喜欢用一种耀州产的近1尺的白瓷青花大碗，当地人称为“老碗”。这种老碗甚至比小盆还大，所以往往碗盆难分。
第七怪：【唱戏吼起来】——陕西人爱唱秦腔。其特点是高昂激越、强烈急促。尤其是花脸的演唱，更是扯开嗓子大声吼，外地人开玩笑：“唱秦腔，一是舞台要结实，以免震垮了；二是演员身体要好，以免累病了；三是观众胆子要大，以免吓坏了”。
第八怪：【姑娘不对外】——据说关中地区土地肥沃，人们少有为生存而奔波于他乡。所以有“老不出关（潼关），少不下川（四川）”的谚语。久而久之，不仅男人们不外出远行，就连姑娘们也不远嫁他乡。

5、新疆八大怪
第一怪：【神秘湖里出妖怪】——神秘的喀纳斯湖区一直流传着一个湖怪的传说。
第二怪：【男人爱把花帽戴】——在新疆，维吾尔族男人大多戴一顶象征和平、期望、生命的绣花帽。
第三怪：【骆驼比车跑的快】——新疆多沙漠,方圆几百公里没有人烟的地方，车辆无法通行。骆驼是进入这里最好的交通工具。
第四怪：【春夏秋冬一天来】——四季分明的新疆，昼夜温差大。正所谓 “早穿棉衣午穿纱，围着火炉吃西瓜”。
第五怪：【鞭子底下谈恋爱】——“姑娘追”是哈萨克青年们最喜爱的一种马上体育游戏，也是青年男女相互表白爱情的一种特别方式。
第六怪：【风吹石头砸脑袋】——地处风口的小草湖30里风区，最大风力可达12级。人们形容这里一年就刮一次风：“从春天刮到冬天”。
第七怪：【条条井水连起来】——坎儿井是古代新疆人根据当地的地理条件，创造的地下水利灌溉工程。早在二千年前汉代就已经出现，以后传到中亚和波斯。
第八怪：【鬼哭狼嚎谁作怪】——克拉玛依东北110公里处，方圆10余平方公里的地方，每到夜幕降临时，狂风呼啸，飞沙走石，怪异、凄厉的声音很吓人，被当地人称为“魔鬼城”。

二、南方地区

 

1、成都八大怪
 

第一怪：【不泡茶馆把病害】——成都的茶文化独树一帜，成都人在悠闲自得地喝茶中打发着小日子，好不惬意。
第二怪：【到处摆起麻将赛】——也不能天天光往茶馆里跑呀，没事打打小牌，挣点零花钱，关键是图一乐。
第三怪：【成都粉子惹人爱】——天府之国的女生就是可爱，美女如云。
第四怪：【耙耳朵男人美女爱】——耙耳朵的男人就是怕老婆的男人，没想到，四川的女子不光长得好，对付男人也是有一套的。
第五怪：【一日三餐吃泡菜】——物产丰富的成都为何要这么吃呢，真怪！
第六怪：【串串便宜又自在】——成都的麻辣烫那是一绝，好吃不贵，真的实惠。
第七怪：【太阳出来堆倒晒】——成都的雾看样子也不少，要不然人家怎么总唱“太阳出来喜洋洋”嘛。
第八怪：【骑车上班比打的快】——成都也是个繁华的大都市嘛，也不免有些都市病，交通拥堵也是个大问题。

2、云南十八大怪
第一怪：【鸡蛋用草串着买】鸡蛋如此包装不易破碎，而且恰似一件奇特的艺术品。
第二怪：【粑粑饼子叫饵块】捣一捣再烤一烤，抹点酱还特别香，这种携带方便可口的食品叫“饵块”。
第三怪：【三只蚊子炒盘菜】森林里草沟中，枝叶茂盛，养育出的蚊虫个头非同一般。
第四怪：【石头长到云天外】石林风光天下绝景，鬼斧神工令人不可思不可思议。
第五怪：【摘下草帽当锅盖】用草编织而成的帽子当锅盖不仅捂得严，而且还能给食物一种清香。
第六怪：【四季衣服同穿戴】长年温度不变的气候造就了人们衣着的多姿多彩。
第七怪：【种田能手多老太】险峻的高原造就了勤劳勇敢的各族人民，其中妇女尤为能干。
第八怪：【竹筒能做水烟袋】这玩艺颇具科学性，既保持了旱烟的醇香，又用水过滤了其它杂质，而且声音很好听，“咕咚，咕咚”。
第九怪：【袖珍小马有能耐】这里土生土长的牲口个头小，但是能驮能爬山，本事非凡。
第十怪：【蚂蚱能做下酒菜】把蚂蚱做成美味，炸得焦黄，张嘴一咬：“咔嚓——”。
第十一怪：【四季都出好瓜菜】土地肥沃，气候温和，几乎任何时候都能出产任何蔬菜。
第十二怪：【好烟见抽不见卖】云南人为自己出产的第一流卷烟感到自豪，却也为在自己家门口买不到而感到困惑。
第十三怪：【茅草畅销海内外】山里的东西样样都是宝，改革开放使它们获得了新生。
第十四怪：【火车没有汽车快】山高路险，常常使现代化的交通工具有劲使不上。
第十五怪：【娃娃出门男人带】这里的汉子爱妻爱儿成为风尚，“模范丈夫优秀爹”在街头比比皆是。
第十六怪：【山洞能跟仙境赛】近年开发出来的溶洞一个比一个大，一个比一个美。
第十七怪：【过桥米线人人爱】滚烫的鸡汤配之以生肉、生菜和用米浆做成的米线构成了云南最有名的风味：一种“线”，“过桥米线”。
第十八怪：【鲜花四季开不败】呵，美丽的云南，祖国的边疆，永远盛开的鲜花迎接着更灿烂的明天！

 

3、上海八大怪
第一怪：【去回外滩像到国外】——上海是很早就开了商埠，外国各大商家驻华机构多集中于外滩，建筑多样，素有万国建筑博览会的美称。
第二怪：【吃饭要用小碟来】——上海的小吃种类繁多，但是每道菜的量都不大，这令北方人很不习惯。不过不用担心到那里吃不饱，一天可以吃上四五顿，平时小零食不断。
第三怪：【衣被挑到窗外晒】——到晴天，窗户外面就会挑出一根根杆子，上面挂满了衣服被褥。现在的楼房没地方晾衣服。再加上南方的潮湿，使人们不得不想办法多争取每一寸阳光。
第四怪：【卖房就像卖白菜】——上海楼市火爆。在上海租房很可能房客不变而房东已经变了几个。本来租房想找个好点的房东，谁曾想他们卖起房子比卖白菜还方便。
第五怪：【摩托车在便道开】——每当正在人行的便道上行走突然被擦身而过的摩托车吓一跳时候，都会骂一句讨厌，觉得这些人怎么这样没规矩。
第六怪：【噪音多大都忍耐】——上海每栋楼都被道路包围，上海的司机爱按喇叭。不论你是在户外还是在家里，永远都有不太美妙的声音或叫噪音陪伴着你。
第七怪：【新版地图没人买】——改革开放以来，上海发展得异常迅猛，一年一个样，三年大变样。刚出版的地图根本无法及时记录城市的发展。卖地图的生意在上海难做呀。
第八怪：【上海男人没气概】——上海女人很有地位，因为上海的男人都很温柔，而且会过日子，市场里随处可见上海男人为了几角钱和摊主争得不可开交。

4、南京八大怪
第一怪：【老头害怕老太太】——南方男人温柔。吵架凶，吵架赢的多是老太太，或中年以上的妇女。家庭纠纷中男方常成了媒体、党和政府做主的苦主。
第二怪：【家家户户吃野菜】——南京市是一个大城市，城里人都喜爱吃野菜。野菜新鲜，是天然的绿色食品，无污染，加上富含维生素矿物，对人体的健康有益。
第三怪：【有病元宵墙上来】——古时人们爱登城墙。一是登高远眺，二是锻炼身体，三是联络感情。而朱元璋修好明城墙后，不许百姓上城墙，民怨四起，后经众臣建议，正月十六可上城墙踏青。
第四怪：【南京报纸卖的快】——在南京，自产的报纸有几十种，琳琅满目。南京人爱读报，但都是闲来无事消遣时光，只是作为饭后谈思之娱，不求上进。
第五怪：【雨花石头当街卖】——雨花石，四大名石之列，绝对具有收藏价值。但要买到真品却很难，必须要有名师指点才能实现。南京主产雨花石，有人随街大卖。
第六怪：【鸭子比石头卖得快】——南京主产盐水鸭，板鸭。畅销全国。
第七怪：【旅游看墙看坟来】——形象地戏弄南京的风景点就是雨花石、旧城墙、新老坟头（如中山陵、明孝陵、大屠杀纪念馆、雨花台烈士陵园等）。
第八怪：【南京人见怪已不怪】——改朝换代就像小孩子过家家那样随意，不合适，一切可以推翻重来。所以说南京不南不北，兼容性包容性强，他们并不排外。

5、广东八大怪
第一怪：【早晨起床先买菜】——广东人喜欢吃新鲜蔬菜。在广东几乎各个地区，尤其是在乡镇农村，天亮起床后先到市场买菜，然后才回家梳理、刷牙、吃早餐。
第二怪：【消夜吃到凌晨来】——广东的大排挡，主要以做夜宵为主，在凌晨一两点，甚至在三、四点钟，还有人在那里吃消夜，还可以举家并吃，真搞不清楚是吃消夜还是早餐。
第三怪：【麻将桌子街上摆】——在中国的任何一个省市，恐怕没有人敢大鸣大放地把麻将桌子摆放在大街边进行带有赌博性质的玩钱。广东各地没有不在街道两旁摆麻将桌的，没有人去理睬这些事情。
第四怪：【鸡鹅猫狗上阳台】——广东人很爱养小动物，不仅养猫和狗，而且很喜欢养鸡、鹅等宠物。城里地方小，没办法，只好利用阳台这个有限空间。
第五怪：【睡衣拖鞋逛大街】——广东人才不信那个邪，她们穿着飘逸的睡裙和随意的拖鞋招摇过市，而且自然大方，还可以吸引无数眼球。
第六怪：【广播电视听不明白】——惟有广东省属广播电台和电视台中有一半以上的频段使用广州白话。
第七怪：【煲汤煲粥用药材】——广东菜中的煲汤技术早就名扬中外了，几乎每家都会做，每餐必要有汤喝，这些汤的佐料里面基本上都有各种各样的中药材，与内地人常喝的清淡无味的汤截然不同。
第八怪：【摩托充当出租开】——没有任何一个省市人均拥有的摩托车数量能超过广东。当一辆长途班车或者公共汽车经过某站并稍有停顿时，摩托会一窝蜂似的一拥而上横冲直撞。不过随着广东大城市全面禁摩，这种现象得到根治。

6、海南八大怪
第一怪：【三条沙虫一碗菜】——沙虫，又称“海肠子”，是一种高蛋白的补品。海南人喜用三条沙虫加上香菜或生菜进行红烧，味鲜香浓，嫩滑脆爽，带有微辣味，口感甚佳。
第二怪：【树根包在树皮外】——海南的热带雨林(如榕树),其种子被一些动物带到某些植物的树冠上，在那里发出新芽，随后它们长出气根紧紧将寄主围住，伸入地下变为正常根系，结合成网状茎，形成了“树根包在树皮外”的现象。
第三怪：【一条蚂蝗当腰带】——以前海南的山蚂蟥多，在雨季更多，而且体形巨大。而现在，随着经济的发展，耕地和林地减少了，山蚂蟥已少见了。
第四怪：【牛头下雨牛尾晒】——海南的天气多变，阴晴不定，时雨时晴。两地相隔不远，气候却截然不同。特别是海南万宁与陵水交界处的牛岭，这种气候现象最为明显。
第五怪：【头上斗笠当锅盖】——越南笠是20世纪80年代从越南传入海南的，它的形状像个漏斗，是用竹条和蓑叶编成的，越南笠轻巧便宜，很快在海南市场上畅销起来。
第六怪：【青石板上煎鸡蛋】——海南终年气温高，日照多而强，盛夏的太阳尤其强烈。把鸡蛋打在灼热的青石板上可煎熟来吃。
第七怪：【火车没有牛车快】——海南多山，地形崎岖，日本人侵略时留下的窄轨铁路速度极慢。如今环岛铁路全线开通运营，彻底改变了“火车没有牛车快”的现象。
第八怪：【老太爬树比猴快】——海南盛产椰子、香蕉，这些果树高大且直。很多海南人从小学会爬树，采摘椰子、香蕉。即使到了六七十岁年纪，还始终保持着这种上下自如，熟练灵巧的爬树本领。

 

 

 

 

在中国国际关系学院与京西古老的皇家园林颐和园之间，坐落着一处隐秘的场所，这是中国唯一一处可以公开辩论执政党中国.gong.产党垮台问题、而不用担心遭到报复的地方。但这处树木茂密的场所并不是某些由美国资助的自由派智库的所在地，也不是地下异见组织的老巢，而是中共中央党校校园。中央党校是为中国威权领导人培养精英人才的学校，官方宣传机构将其称为“党员党性锻炼的熔炉”。

中央党校创办于1933年，目的是向干部灌输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以及后来的毛泽东思想。毛泽东本人、近期被任命为中国国家主席的习近平以及其前任胡锦涛，都曾担任过该校校长。为适应中国社会发生的一些重大变化，该校近年来大幅调整了课程。学员们仍然钻研《资本论》(Das Kapital)和“邓小平理论”，但同时也在课堂上学习经济学、法学、宗教、军事和西方政治思想。除了观看反腐纪录片和参加革命歌曲大合唱以外，这些中高级党员干部还学习歌剧欣赏和外交礼仪。

对一所旨在增强意识形态纯洁性的学校来说，更重大的改变是它扮演起了较为新颖的角色：知识分子可以在这里自由辩论，辩论的内容几乎没有限制。党校的一位教授表示：“我们刚与一大批极具影响力的党员举行了一次研讨会。他们问我们，在我们看来，党能执政多久，当党垮台时我们有什么应对计划。老实说，每一个中国人都在问这个问题，但这恐怕很难回答。”由于这位教授未获接受国外媒体采访的授权，因此他要求记者不要透露他的姓名。

自1989年“天.an门事件”和苏联解体以来，人们就一直在问毛泽东领导的1949年革命的接班人能执政多长时间。此前曾有过不少关于中共即将垮台的可怕预测，但中G不仅经受住了考验、还茁壮成长，尤其是自十年前首次允许资本家入党以来。如今对这个无产阶级革命政党最为贴切的描述或许是，它是世界上最大的商会，入党是商人拓展人脉和斩获利润丰厚之合同的最佳途径。

历史上一党连续执政时间最长的要算苏联共产党和墨西哥革命制度党(PRI)，前者连续执政69年或者说74年（取决于你以何种标准计算），后者连续执政71年、直至2000年才垮台。用不了五年时间，中共就将对这两者的纪录构成挑战。现代化理论认为，随着收入的增长，威权体制往往走向民主，庞大中产阶级的出现将加快这一进程，而经济长期高速增长后出现的放缓将加大这种转型的可能性。严重且日益加剧的不平等加上高度的腐败，可增加变革的动力。

如今在中国，上述因素全都存在。但包括中央党校诸多人士在内的一些政治理论家却辩称，中国的文化和政治很特殊，目前仍在席卷阿拉伯世界的威权体制垮台浪潮绝不会冲到中国的海岸。而包括有影响力的中国知识分子、杰出的西方汉学家、甚至开明的中G高级官员在内的一些人士则相信：现在是共产主义时代的最后时日，如果不马上推行严肃认真的政治改革，中G就将被赶下台。

“千秋万代”

陈述是中G中央党校教党史、“党建”和毛泽东思想的教授，他的观点反映了党内高层的正统思想。尽管知识分子可以在党校内激烈而自由地交流思想，但外国人未经特别许可仍不得踏入该校校园半步，这一规定令人想起该校的存在还是国家机密的时代。陈述大方地同意了英国《金融时报》在与颐和园一街之隔的一家茶馆采访他的请求，但当被问及对中共的未来怎么看时，他显得有些不耐烦。

陈述表示：“你的中国危机论的框架都是西方的。”他的语气明显让人感到，“西方”是一个贬义的字眼。“毛泽东领导以后，中国共产党不怕压力，越压越团结，越有凝聚力，越能创造奇迹。”

 

中央党校教授林喆(见右图)在过去20年里一直在研究中共如何解决党内的腐败问题。在同一家茶馆里，她乐观地预言道：中共将在2049年时庆祝执政100周年，而且就像中国老话说的那样，中G准备“千秋万代”执政下去。但林喆和陈述也都警告称，体制内各级组织的腐败成风威胁到了中共的合法性。林喆表示：“当然，（这个问题是）很危险的。所以江泽民当时提到的是关系到亡党亡国的问题。不反腐败，会关系到亡党亡国的。”

威权的弹性

弗朗西斯•福山(Francis Fukuyama)在其1992年出版的著作《历史的终结及最后之人》(The End of History and the Last Man)中辩称，西方的自由民主代表着人类政府的终极形式，是意识形态演化的终点。20世纪的民主化浪潮佐证了他的论点。美国非政府组织“自由之家”(FreedomHouse)的数据显示，1900年时，世界上没有任何一个国家拥有竞争性的普选制多党政治，仅有约12%的人生活在可在某种程度上被视为民主制的政体下；到21世纪初，在全球192个得到国际承认的国家中，有120个属于选举制民主国家，全球有60%的人生活在经民选上台的领导人的管理之下。

中央党校正门

目前任斯坦福大学(Stanford University)高级研究员的福山表示，他相信中国将走上其他大多数国家走过的道路，很可能是通过渐进的自由化来最终实现民主。他说，如果这没能成为现实，那么爆发“阿拉伯之春”中出现的那种民众起义也是可能的。

福山表示：“中国的政治模式因中产阶级的日益崛起已变得不可持续——中产阶级也是世界各地民主化的驱动力量。中国新一代人与离开土地、推动第一波工业化浪潮的上一代人完全不同。中国新一代人的受教育程度要高得多、富裕程度也高得多，他们有着新的需求，比如清洁的空气、干净的水、安全的食品、以及其他无法通过快速经济增长满足的需求。”

虽然按照不同的定义，中国中产阶级规模的估计数字并不统一，但有一件事是确定无疑的：20年前中国几乎不存在什么中产阶级，现在他们却在以指数形式发展壮大。咨询公司麦肯锡(McKinsey)表示，它所称的“上层中产阶级”（家庭年收入在17350美元至37500美元之间的群体），去年占到中国城市家庭的14%，但该比例将在不到十年的时间里升到54%。

人们常以中国为例来反驳福山的理论。批评者辩称，中G的持续改造过程更多的是响应其国民的需要和需求、而非响应传统威权体制的需要和需求。直到数年前，乔治华盛顿大学(George Washington University)中国政策研究项目主任沈大伟(DavidShambaugh)以及一位研究中国政治体制的知名专家还坚决支持这种观点。但现在沈大伟已经改变了想法，他认为中共正处于衰落之中，就像中国历朝历代濒临灭亡时一样。

这方面的迹象包括：空洞的国家意识形态（社会并不信仰这种意识形态，只是程式化地佯作遵从），腐败日益猖獗，未能向公众提供足够的社会福利，以及公众普遍的不安全感和挫败感。其他迹象还有：日益加剧的社会和民族动荡，精英派系主义，税赋过重且税收收入大多落入官员的腰包，严重且日益加剧的收入不均，以及缺乏可靠的法治。

沈大伟表示，表明对中G体制缺乏信心的一个有力指标是，拥有海外资产和房产、离岸银行账户、以及子女在西方大学读书的富裕中国精英人士的数量。

他说：“这些人准备在当前政治体制穷途末路之时立马走人，但他们目前仍将留在中国，为的是在那一刻到来之前尽可能地多攫取点钱。他们脚踩两只船的行为充分说明，中国当前一D专政下的稳定有多么脆弱。”

水晶棺里的木乃伊

在北京故宫南入口处的天.（暗）门大门的正上方，悬挂着一幅巨大的毛泽东画像。画像中的毛泽东凝视着天.（暗）门广场对面雄伟的毛主席纪念堂，纪念堂里安放着经防腐处理的毛泽东遗体，遗体上覆盖着一面中共党旗。每周二至周日的上午，中国游客都在广场上排着长龙般的队伍，等待瞻仰这位躺在水晶棺里的伟大舵手。

十年前，瞻仰者在这位中国已故的“红色皇帝”面前双膝跪地、大声哭泣直至哭晕的场面还很常见。但在最近的某个工作日里，瞻仰者表现出的情绪似乎主要是漠然或轻微的失望。一名带着中国地方口音的中年男子说道：“我就为这排了一小时队？我敢肯定那只是一个蜡像；真浪费时间。”

过去十年人们对待毛泽东态度的这种微妙改变，代表着中国社会更深层次的变化。这种变化虽难以量化，但已变得日益明显。西方备受推崇的中国问题专家、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河滨分校(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Riverside)教授林培瑞(PerryLink)表示：“中G意识形态的基础真的非常空洞。如今人们入党是为了拓展人脉和寻求发达，而不是为了什么社会主义理想。”

中国人之所以变得越来越玩世不恭、越来越不相信权威，最重要的动因或许是大众互联网通信的兴起。中国的网络审查制度是世界上限制力度最大的审查制度之一，Twitter、Facebook、YouTube和无数其他网站与服务均遭到屏蔽，因为中G担心政治反对派可能利用这些网站组织起来。但由政府控制的本土替代网站、尤其是类Twitter的“微博”(Weibo)网站的急剧发展，仍让人们能在一定程度上以一种之前绝不可能的方式规避中共对舆论的控制。

随着中国经济放缓以及民众对自身无法参与政治导致的大量问题日益感到不满，中G非常担心失去对思想、观念和信息的控制。

“七.Bu讲”

苏联问题专家沈志华是华东师范大学(East China Normal University)教授，他的父母是与毛泽东一起参加过革命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军官。上世纪80年代初，沈志华因被诬告为美国中央情报局(CIA)间谍而入狱两年。2009年9月，前中国国家主席江泽民召集了一小批中G信任的学者讨论苏联解体问题，沈志华就是这些学者之一。江泽民要求他们找出苏联解体的具体原因，他向这些学者表示：“戈尔巴乔夫(Gorbachev)背叛了革命。”

 

沈志华(见右图)称，江泽民的这一看法得到包括现任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内的中国领导人的认同，被他们认可为正统观点。去年底当选为中共中央总书记兼中央军委主席后不久，习近平在对党员的一次讲话中表示，苏联帝国之所以垮台，是因为“竟无一人是男儿，没什么人出来抗争”。

乔治华盛顿大学的沈大伟表示：“我怎么强调也不为过的一个事实是，中G领导人一直生活在苏联的阴影之下——他们对戈尔巴乔夫推行的改革异常敏感，绝不愿意走上那条道路。”

随着中国逐渐扮演起世界“第二超级大国”的角色，习近平展示出的阳刚气概符合他在国际舞台上采取的更加强硬的立场。但当中国新领导层在国外舒展肌肉时（这一点在中国与东、南、西部邻国暗流涌动的领土争端上体现得最为明显），它在国内反而表现得愈发焦虑和迟疑。

林培瑞表示：“中国拥有比过去强大得多的军事、外交和经济实力，它能够以一种以往不可能的方式告诫英美等国走开。但尽管对外很强势，他们在国内却似乎要脆弱得多，似乎远比以往要担心自己到底能在这口热锅上坐多久。”

自上任以来，习近平主持发动了一系列针对异见分子、自由言论、民.zu分.lie.分子和公民社会的严厉打击，没有任何迹象表明他是某些人所期盼的那种暗地里的政治改革者。今年4月中G印发给干部、后经海外中文媒体泄露出的一份秘密备忘录即“九号文件”表明，中G新领导层对其眼中的执政威胁是多么的担心。该文件称：“西方反华势力和国内异见分子还不断在我国意识形态领域搞渗透活动。为了维护党的领导，有以下错误思潮和主张及活动值得注意。”

从这份文件来看，中G正在发动一场针对七大威胁的“激烈”斗争——目前被中国学术界称为“七不讲”。第一条不许讲的就是“普.shi价值”，此外还不许讲公.min权利、司.fa独立、新.wen自.you和党的历史错误等。

沈志华表示：“许多人对（习近平的）言行极为失望。但也有一些人为他辩护说，一旦他巩固了权力、稳定了政治局面，他就会推行改革。”按照这种逻辑，习近平的威权主义倾向更多是一种战术、而非一种战略，是为了团结中共的忠实信徒、致力于未来艰难的改革议程。

一名“太子党”改革派人士称：“更为悲观、坦率地说更为现实的解读是，习近平没有什么新的想法，因此他只是照搬毛泽东的思想，努力把权力紧紧掌握在手里。如果真的如此，那么中国就没有任何希望，社会上的怒火终将爆发、演变成一场民众起义。”这名“太子党”很了解习近平，但因担心政治影响而要求记者不要透露他的姓名。

不会出现更多奇迹了？

在邓小平推行改革开放以后的30年里，中国经济以年均10%左右的速度增长。这种非凡的增长让数亿人脱贫，并令一些人认为，中国的“市场列宁主义”推翻了随着民众富裕程度提高社会将走向民主的理论。但北京清华大学(Tsinghua University)政治学副教授刘瑜和澳门大学(Universityof Macau)的陈丁丁去年在《华盛顿季刊》(The Washington Quarterly)上撰文指出，“那些主张中国例外论的人忽视了一个事实，即现在就判断中国是证明还是推翻了现代化理论还为时太早”。

刘瑜和陈丁丁认为，按购买力平价计算，2012年中国人均国内生产总值(GDP)约为9200美元，还未达到具有相似文化历史背景的国家在民主转型初期时的水平。两人提供的数据显示，1988年，正在民主化的韩国和台湾，按购买力平价计算的人均GDP分别为12221美元和14584美元（按2010年美元汇率计算）；1989年，开始政治转型的苏联和匈牙利，按购买力平价计算的人均GDP分别为16976美元和11257美元（按2010年美元汇率计算）。

这些数字表明，中国持续的快速经济增长将使该国在两三年内迎来自身的政治转型。按照这种逻辑，中G自摒弃毛泽东思想以来的合法性主要源泉（即它提供快速增长和提升生活水平的能力），最终将导致它丧失绝对的政治掌控。

不过，现在有明确迹象表明，中国强调密集投资、出口导向和国家主导的经济发展模式正失去动力，经济增长的放缓幅度可能高于中国政府的预期。中国GDP名义同比增速从2011年第四季度的17%，放缓至今年第二季度的8%左右，去年全年的增速是13年来的最低水平。大多数经济学家预计，今后几年中国的经济增长步伐将进一步放缓。

 

按大多数标准来衡量，中共统治下的中国目前都是世界上最不平等的社会之一，大多数财富集中在一小撮有政治关系的精英手中。多数分析人士认为，一旦当前的经济放缓演变为一场经济危机或者引发大规模失业，中国政府马上将面临某种形式的民众起义。现年84岁的经济学家、被视为现代中国宏观经济学教父的茅于轼(见右图)表示：“在过去两个世纪里，过去30年是唯一一段没有战争、饥荒或大规模迫害的时期，是一段所有人的生活都变得越来越好的时期。中共政权的合法性主要源于经济改革的成功，但一个重大的问题是，现在民众的期望很高。”

这位年迈的经济学家在毛泽东时代屡次遭到整肃。他有20年的时间间歇性地在农村做苦工，并遭受过殴打和羞辱。在政治上得到平反之后，他在1993年创办了独立经济智库——天则经济研究所(Unirule Institute of Economics)。他现在仍在党内和政府内的改革派当中拥有巨大影响力。

茅于轼预计，由于堆积如山的坏账以及巨大的房地产泡沫，中国将在未来一至三年内面临一场“不可避免的”金融危机。不过他认为，这反而可推动中国走向民主。他说：“我认为金融危机其实对中国有利，因为它将迫使政府实施经济和政治改革。这是最好的情形，而最坏的情形可能是一场暴力起义，随后是长期的动荡和经济衰退，就像我们在埃及看到的那样。”

最近中国和西方政治分析人士都不断提到埃及这个反面例子。与埃及前独裁者胡斯尼•穆巴拉克(Hosni Mubarak)一样，中G在把社会上任何有组织的力量扼杀在萌芽状态方面一直都非常成功。

林培瑞表示：“中国的现行体制有朝一日肯定会垮台，可能是数月、数年或数十年之后。当它垮台时，所有人肯定都会说，这是必将发生的。我真正担心的问题是，垮台后会发生什么。中共已经清除掉了所有不听话或世界观与它相左的集团，届时将没有任何力量出来填补它的位置。”

奥运诅咒

除了墨西哥以外，没有任何一个威权政权在举办完现代奥运会后在台上坚持了十年以上——想想1936年的柏林奥运会、1980年的莫斯科奥运会、1984年的萨拉热窝奥运会以及1988年的汉城奥运会吧——这当然只是历史的巧合。如果中G从现在起再执政五年（中共将2008年北京奥运会视为它在国际舞台上的“亮相派对”），那么它不仅会击破这一奥运诅咒，它的执政时间也会超过苏共，同时还帮助推翻了民主化理论。

但就连中G最坚定的捍卫者也承认，如果不满足日益壮大的中产阶级参与政治的要求，中国领导人就不可能无限期执政下去。与GDP增速相比，中国中产阶级更关心清洁的空气、干净的水、清廉的政府和安全的食品。

在经历了30年的非凡经济扩张之后，中国的发展模式开始失去动力，如果中国经济急剧放缓，中共就将失去其最具说服力的合法性来源。如果中国新任国家主席习近平采取主动，推行有意义的政治改革，那么中国大陆或许会像上世纪80年代末和90年代的台湾与韩国一样，朝着更加多元和民主的体制和平转型。

在中G中Y党校郁郁葱葱的校园里，一些教授已经在研究如何实现这一壮举。但迄今为止，习JP除了收紧中G对权力的控制、惩治那些质疑永久性一党专政的人以外，并没有表现出任何采取行动的意愿。

许多党内和党外人士担心，如果还用老一套的压制工具来压制民众日益加剧的不满，新领导层总有一天会如梦方醒地发现，民众全都走上了街头。沈志华说：“习近平及本届领导班子为中国实施（向更自由政治体制的）社会转型提供了最后的机会，这一转型来自党内和体制内。如果不实施这些改革，社会肯定会爆发动乱。”

全球化跟国际化这样子排山倒海而来的时候，它对我们最大的挑战可能是，在席卷而来的那个大浪里头，找到自己真正可以安身立命的地方

在准备这个题目的时候，我自己在思考说，在我自己的生活里头，到底“全球化”到什么样一个程度？所以开始，我想跟诸位分享一下我的二十四个小时的生活内容。如果说我的这个二十四小时的生活内容，跟你们的目前还有点不一样的话，别紧张，很快的你们的就会跟我的一样了。这是时间的问题，因为全球化它打进来的速度非常非常快。我自己的生活里，到底“全球化”到了什么程度？我想到早上的时候，我吃早点，第一个呢，通常不太会是稀饭、油条、烧饼，通常就是牛奶面包，然后就是涂奶油，或者是果酱。那你面临的选择就是说，在旅馆里头的话，就是所谓的欧式的早点，它比美式的早点要清淡一点，因为美式的早点还要加上两个鸡蛋还有香肠和肉片。但是基本上眼睛打开来，早上醒来，比较是欧式的早点。如果说不是在家里吃早点的话，你到外面去，可能是进入一个咖啡馆。在家里的餐厅里头，坐下来吃早点的时候，你就看报纸，我通常看几份报纸。先看当地的报纸，当我在台北的时候，我看《中国时报》、《联合报》、《自由时报》当地的报纸。再加上就是《国际先锋论坛报》，再加上有可能是看《亚洲华尔街日报》。如果说在德国的话，还加上当地的报纸，就是德文的报纸。现在我在香港了，早上会看香港本地的报纸，但是一定会加上《国际先锋论坛报》，一定会加上《亚洲华尔街日报》，那么听新闻的话或者是听CNN，或者是看CNN，要不然就是听BBC。一方面在物质的粮食上，已经相当地西化，如果是精神的粮食上，已经是看有美国的，或者是英国的，或者是德文的报纸，给你的信息。我进到我的浴室，早上要冲凉，洗头发的时候，你会看到那个洗发精的品牌，几乎是你不可避免地放在你浴室里，洗头洗发精的品牌也是国际通行的品牌。如果我要去拖地的时候，我自己的地板，我发现我用的那个拖地板的不管是打蜡的，或是清洁剂的那个品牌，是美国的品牌。你用了厕所之后的卫生纸，也是美国的品牌。不管我是在香港，我是在台北，或者我是在柏林，或者是在纽约，全部都是同一个品牌。

那接下来你要梳头发，要化妆一下吧。你发现你的化妆品，更是，不是法国的，就是德国的，就是英国的，或者就是美国的品牌。那再多呢，也许你会有资生堂就是日本的品牌，也是。不管你在世界上任何一个角落，你用的品牌是一样的。衣服呢，你穿上的衣服，我比较特别，因为我从来不穿名牌，对于品牌实在也搞不清楚什么是什么。但是在我大多数的朋友里头，他卖衣服，他穿什么衣服，他是非常有品牌概念的。这个品牌也是一样，是全球的，同样的一个品牌。不管你在世界上哪一个城市。所以这样一路走来，食跟衣，接下来是住了。住跟行，住的话，我在纽约住，或者是在柏林、在法兰克福、在香港、在台北，住的房子没有任何差别，全部都是公寓式的。出门了，行，坐车。坐车跟你用化妆品一样，完全都是品牌，全世界一样的。好，食衣住行。再下来是育、乐。育的话，是教育跟文化。那假定在这24小时之中，在下午三点钟，我到当代艺术馆去看一个新的展览，它可能是当代艺术。那么很有可能在台北当代艺术馆里头展览的作品，是几个台湾的艺术家，他刚刚在譬如说，最有权威性的威尼斯的艺术展所展出的成品。那走进去看当代艺术的话，你如果不熟悉当代艺术，会有很多人说，我不懂什么叫当代艺术。你去看他表现的东西，比如说几块砖头放在这儿，然后上面有一些轮胎，你看不懂的。从现在的生活里头取材的东西放在那儿，你在台北这个地方，所看到当代艺术的展览的形式跟内容，跟我到北京或者到上海，或者是到香港，或者到威尼斯，所看的当代艺术的展览的内容跟它的表现的方式，跟它的表现的语言，也是全球化的，一样的。

到了晚上上床之前，我想喝一杯酒的话，那你喝的什么酒呢？你除非是喝中国的酒。但是如果你是喝所谓的洋酒的话，那个品牌全球都一样，不管你在哪一城市。如果说我睡不着，想要吃一颗安眠药。我发现，你几乎跟纽约的朋友通电话的话，你可以有这样的对话，你吃什么安眠药，我吃什么安眠药，结果是一样的安眠药，全球一致。头疼的时候，你吃什么治头疼的药？大概是全球一致。

如果说我去一个美发店去洗头发，我会发现说，它给你的那个洗发水的品牌，各种各样调理你的头发的品牌，是跟西方一模一样的。然后他把一些杂志放在你桌上，镜子前面让你看，这些杂志多半是妇女杂志，那这些妇女杂志更有意思了。有各种各样女性杂志，那么要不然就是法国的杂志，还有德文的妇女杂志，全部是中文的面貌。还有更多的日本的杂志，你读的杂志也是全球连锁，那里头的内容就代表着它那个文化，想要输出来的这个文化的价值。

如果在80前，或者100年前，在梁启超那个时代或者再晚一点，胡适之那个时代。他们的知识分子谈的还是所谓的西学东渐。“渐”那个字是逐渐，你用西学东渐这个字的意思，可见在当时中国人的生活里头，对西方的影响还是刚刚碰到你的表面。那个时候还是在讲抽象的思想已经到了你的门口，然后你面临的决定是我要敞开门来，让它全部进来呢？还是说我敞开一条小小的缝，让某些东西进来？所以在80年前，100年前的时候，在这个地方的知识分子，他面临的是那样的一个抉择。但是，你看物换星移，到了80年，100年之后的今天，已经变成我刚刚描述的那一个生活状态。所以它已经不是一个西学东渐的那个阶段，它早就已经从大门、从窗子、从地下水道、从门缝里头全面地进入。它已经从纯粹的思想跟抽象的理论那个层次，已经深入渗透到变成你生活里头，你呼吸的，你眼睛看到的，眼睛一睁开来的世界，渗透到你的最具体的生活内容跟细节之中了，这是我们的生活状况。

那你说，这个全球化，到底是什么东西代表全球啊？这个词其实是蛮有问题的。因为，所谓全球化的意思是说，从哪里往哪个方向渗透，渗透到我们的生活细节里来的，是印度的影响吗？我刚刚描述的24小时里头，我看不出有任何印度来的影响，或者说来自埃及跟希腊的古文明，甚至于说你说以色列、阿拉伯文化那边的影响吗？在我刚刚描述的24个小时里头也没有，仔细去看那个24小时里头的全球化渗透的程度，其实99.9％是西方的影响，是西化。所以对我们东方人而言，其实全球化它跟西化之间有相当高程度的等号可以划在那儿。

然后你再细看西化的内容，你譬如说就讲物质的品牌而言吧，其中又有非常高的比例，恐怕80％以上它是美化，是美国来的东西。所以对我们而言呢，这个24小时被全球化的内涵里头，有高比例的其实是被美化的那个过程，美国化。它不只是物质面，它同时是精神面，它不只是技术，它更是文化的内容跟它的价值观。那么为什么会这样呢？在20世纪这个工业化跟商业化的发展里头，所有的东西，几乎没有任何的例外，所有的东西都是商品，文化它当然是商品。你就是最抽象，最困难的哲学思想，它其实都是透过商业的方式在传播。那文化成为商品的时候，它就不是简单的只是一个洗发精来洗你的头发，它影响你的价值观。

最有意思的，当然说最明显的像《国际先锋论坛报》，你看像《国际先锋论坛报》它里头它对于时事的评论，不管是你评论美伊的战事，或者你评论非洲哪一个政权闹政变的事情，或者是你评论欧洲跟美国之间的吵架，文化价值观的辩论，它这个报纸总是它在报道的同时，它传递的是它的价值结构。当我们在常年地读这个报纸的时候，我们当然逐渐地渐进，西学东渐，我们逐渐地是被它们那个价值渗透的。更明显的例子大家知道，是CNN这样的报道，它镜头给你看，但是这个镜头是如何地选取，也是它一个价值观就过来了。那么最有趣的，不要说是对知识分子，对一般的平民，我相当地注意到，现在的女性杂志的兴起，德国的、英国的、法国的、瑞典的女性的杂志或者日本的女性杂志，进到我们华语世界来，我心里觉得很困惑。很有意思的是说，你不要看这些女性杂志它是教你怎么弄你的发型，你的脸是瘦的脸，要用什么样的颜色化妆品，才会看起来什么样。它不只是在帮你下定义，就是什么叫做美，这个还是表面上的。它其实里头包含着很多更深层的东西，比如说妇女杂志里头，它一定会告诉你，当你跟你的丈夫婚姻出现了裂痕的时候，你如何处理，它在教你两性的关系。然后婆媳之间出了问题的时候，它告诉你说你应该怎么样处理。它也在告诉你说，你跟你的女儿，你如何教育你的下一代，它也在告诉你女性的自我教育。女性到底是应该是非常独立的，妹妹大胆地往西走，大踏步走过去，还是说你要如何地去蛊惑男人，让他为你活一辈子，或者驭夫术。也就是说它也在教你女性的自我教育，跟自我的定位，那这些问题，都是很深层的文化的问题。

一个西方的杂志，在西方的社会的没落里头，女性的定位跟女性的价值观，还有女性的人际关系，婆媳的母女的母子的夫妻的这种关系，是在文化人伦里头，每一个社会是非常非常不一样的。当这些西方的女性的杂志大量地进入，然后让一般平民老百姓，他在洗头发的时候就边看这些杂志，它到底带进来什么东西？这个在接受的这一端，在头发上满满是泡沫，然后在读这些东西的人，他心里到底认识到多少？他在接受什么东西？他知不知道他这里在接受所谓的全球化的过程，我觉得这个非常有意思，尤其是女性杂志的文化商品的进入。

所以在这样的食、衣、住、行、育、乐，24个小时，完全在这一个全球化的轮子里头的时候，偶尔我会被提醒。有一个电话打来，是跟全球化不太一样的，那个步调不太一样。就是说我有时候会接到譬如说德国的某一个报纸，副刊编辑打电话来说，龙应台你可不可以针对什么事件写一篇你的观点的文章，因为我们不希望总是西方观点，我希望你写一篇文章让我们有你的观点。因为你的观点会是一个不一样的观点。那这个时候我就会被提醒说，在所有全部都是要把我同化的过程里头，有一个需求是希望有不一样的东西在那里。那这个时候就会产生一个问题出来，如果说龙应台她这个人一天24小时都在那个“同”里头，从洗发精到安眠药都是同一个品牌。我凭什么会有一个不同的观点？我那个不同的观点从哪里来？如果有一个在英语的环境中长大一个纽约的知识分子，作家，跟我同样的年岁，1952年出生的。在大学里教书，写文章的这个作家，跟龙应台之间，他的生活内容，他读的东西都完全一样的时候，凭什么我会有一个不同的观点呢？这个观点从哪儿来？这是第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这个编辑他为什么会需要一个不同的观点？他的报纸如果没有龙应台的观点会怎么样？那有了龙应台的观点会达到什么目的？好，我现在先丢出这个问题大家思考一下。换句话说，在我描述了全球化如此渗透到最里头，最核心的这个程度的时候，我们对于全球化这个现象，而且我刚刚讲，最开始讲，如果今天在座的朋友们觉得你的生活还没有到那个程度，我确信那只是时间的问题，而且那个速度可能是用几何倍速在加速的。

如果是它的趋势跟它的方向是这样的话，而且它是必然发生的话，那么我们对于全球化到底应该采取什么样的一个态度？你是要敞开大门欢迎它，进来渗透吧，我正需要，或者是说你对它要用一种抵抗呢？或者说你欢迎的同时心里要有戒备呢？到底应该以什么样的态度来看这个席卷全球的一个趋势？

所以由这样的最微小的例子，我想要说的是我自己对于全球化的态度是说，第一个它是不可挡的。第二个，可能是要有你相当深思而且是戒备的态度去面对它。因为如果你没有一个深思的态度而且戒备的态度去面对它，让它就这样席卷而来的时候，到最后只有一个结果，就是整个世界的文化的单一整齐化，个别的文化特色显然在快速的消失之中，那很明显的。要问我们所有的人，一个整齐单一单元的文化世界，是不是我们所乐意见到的？那答案很显然是否定的。

我的第二个问题，倒是觉得华语的人口，占了全世界人口的四分之一。但是我们又很清楚地知道，这个占了人口的四分之一华语的人口对于全球的，要说是贡献吧，或者是说把人类当做一个社区，我们这四分之一的社区里头的人口，对这整个社区对它的思想，对于它的前瞻，对于它向前健康发展那个能力，有没有相对的贡献四分之一，答案很明显也是否定的，没有。我们四分之一的人口，对于这一社区，贡献的有没有八分之一，也都很难说。所以我们这个四分之一的人口，对于我们所生存的这个社区的贡献，跟我们所占的四分之一的人口，其实是非常地不成比例。

所以我觉得全球化以这样一个速度席卷全球，尤其是四分之一的华语人口，可能是更有一种责任去追问自己说，我到底给全球的文化体制的健康跟多元的这个方向，我们做出了多少贡献？我们可以做什么贡献？对全球化可能有这样一个中国人的角度在那里。

有人可以反问龙应台说，你说对于全球化，你采取的是这样一个戒备的态度，可是你不是正是那个一直在呼吁说，我们要努力国际化的那个人吗？那么对于全球化的戒备跟对于国际化的追求，中间是不是有矛盾的地方？我是觉得国际化跟全球化两个之间有非常关键的差别。我常常说我们需要国际化，它是有原因的。前提当然是说我觉得我们所处的社会，国际化的程度相当缺乏。我们比较三个城市好了，你看台北、北京跟香港，你如果要问，这三个城市它的国际化的程度，哪一个最高？哪一个最低？哪一个最高？香港。哪一个最低？北京。好像大家都同意，是不是？绝对是的。当然它有它的历史的成因，因为每个社会它走过的轨迹都不一样。但是目前来说这三个城市的话，国际化的程度最低的是北京，最高的是香港。

我曾经在台北市工作的时候，跟我的同仁，有一个晚上上过一堂课。这堂课我们弄一个很大的银幕，同仁跟我一块儿上网，去看几个城市的网页。看它几个城市的市政府所做的网页。台北市的市政府网页、香港的网页、柏林、纽约，还有上海的网页。这个网页一看的话，特别好玩。我想要突出的，跟我们同仁研究的是台北在国际化上是多么落后。你看到纽约的网页的时候，它当然是用英文，你这个网页是干什么？网页当然是宣传我们的城市，对不对？希望吸引全世界的人来爱上我们的城市。所以你看到纽约网页的时候，它的语言跟它设计的目标对象是外国人。那它用各种的手法让你用最简单的方式可以知道说，我到了纽约，什么时候，哪一天，哪几点钟可以去看一场歌剧。我如果在星期天下午三点钟到了中央公园的时候，可以看到什么样的比赛。我如果有13岁以下的孩子，如果在那里是四夜三天或者一个星期的时候，我带孩子可以到哪里去。你要是对环境、对城市有兴趣，它会说在哪一段时间，刚刚有一个公共艺术的展览。纽约街头会有三百头那么高大的狗，各种形式的狗，雕塑的狗给你看。所以它的那个设计非常清楚，是让你一看就美不胜收。你马上就知道到这个城市有多好玩，好，这是纽约的。我们再看柏林，柏林不是英语城市，我们就去检查它怎么做，你就发现它有德文的网页，马上就有英语的网页，因为它是对外国人。但英语的网页它也是以外国人为主，你可以有什么办法找到最有趣、最美丽而且最便宜的观光旅馆。你到了旅馆之后，你可以怎么样容易的方式去看你的博物馆。有什么好玩的东西，有什么深刻的东西，有什么精彩的东西。接下来我们看台北呢，那个时候我们一看到台北，我们同仁就说，我觉得好丢脸。台北的网页呢，就是很典型的是什么呢，条文。台北市政府的组织，组织结构，或者是说宗旨，服务目的，也就是公务员的文字在里头。那样的一个网页是没有人看到想要来这个城市的。那么大陆的城市进步到什么程度？咱们看看上海吧，所以当时就点了一下，进了上海的网页，你们猜上海网页怎么样？你们觉得它会比台北的进步呢？还是一样呢？还是怎么样？应该进步。谁看过北京的网页吗？你们觉得北京的网页会比上海的进步还是不进步？不进步。好，我们没有看北京的网页，但是看了上海的网页。上海的网页特别好玩，我们发现那个结构，我们眼睛一亮，跟纽约或者是柏林或者是香港，是一样的。它显然是已经有那个意识了，它是要吸引外国人，外面的人来爱上这个城市的。所以它那个分类一看就是精彩的分类，明显的就不是台北那个，完全是公务员的文字的表达。好了，眼睛一亮，然后要点进去。点进去之后发现里头全是空的，里头没有东西，没有资料。实情不知道怎么样，现在已经好几个月了，已经有半年多了，可能改了，也不一定。但是它所透露的就是说这个城市里头有人，他是有概念的，他知道国际，然后他知道怎么样来推销他的城市，可是大概还来不及做。所以有了外面的标题什么的，里头还没有东西。好，这个网页其实就相当程度地透露了一个城市，它的国际化的程度。

我举这些例子是想要来解释什么叫做国际化？照这样看来，国际化它其实指的是你懂不懂得国际的情况，你懂得国际运作的语言跟它的手法，懂得那个手法之后呢，你知道如何利用那一个方法跟技巧，来把自己的东西让外面的人看得见，听得见，而且认识你。所以国际化在我的心目中，它不是一个内容的转换。不是把我们变成跟西方人一样，而是你学习到，就说西方吧，你学习到西方国际上流行的那种方法。譬如说网页的制作方法，语言的掌控。然后你懂得利用那个技巧，把我自己的内容推销出去，对我而言国际化是这个意思。也就是说，假定说在国际上已经有一些既有的轨道，那国际化的意思是说，我知道有什么一个办法跟它接轨，就是我知道那个轨道如何建立。但是国际化的意思不是说，你那个轨道接好了之后做了火车。然后火车里头的内容可不是把西方的内容放进去。它里头火车的东西应该是我们自己的东西，你自己文化的内涵，自己文化的深度，自己文化的思维跟创作。然后透过那个轨道把它输出去，这是国际化。所以国际化是懂得如何接轨，但并不是如何把那个火车那个货柜里头的内容整个都变掉了。

现在回过头来，我说对于全球化要戒备的意思就在于这里。全球化它其中一个很重要的部分就是手段跟技巧。你出版一本书，你要出版比如说王安忆的小说。你要用什么样的手法让我们这个最好的上海作家的作品，能够用全世界包装的手法，使得她这本书有芬兰文的版本、有土耳其文的版本、有日文的版本、有冰岛文的版本。那是一个手法。但是国际化并不代表说我们要我们自己的北京的作家跟上海的作家开始去学人家怎么写《哈利波特》，不是内容的改变，而是技巧的取得，这个叫做国际化。如果我们对国际化不掌握这一点，你看不清楚的话，你以为所谓的西化，或者说赶上国际，就是把我们自己的内容都变掉，把别人的内容来填塞自己的火车，放到铁轨上去，对不起，你如何去跟别人竞争呢？它为什么要你的模仿的次等的二流的东西？你如果把国际化误解到说是内容的自己的彻底掏空。包括你城市长什么样子；包括你城市的建筑；到底要保留老的？还是要把老的全拆掉？然后让新的来建，都是同样的思考。你到底要跟国际接轨，你要跟别人竞争，跟巴黎、跟伦敦、跟纽约竞争，是把自己的老房子都拆掉，然后建出来跟它们一样高大的房子，来吸引他吗？这不是一个笑话。他们难道是为老远跑到北京来，看跟他们长得很像的房子吗？或者是说他们老远来接触中国文化是为了要来看到你跟我完全一样吗？当然不是这样的。所以，我觉得相当重要的是界定了解说，国际化绝对不是像台湾的官方所提的，要把英语变成官方语言，这是一个笑话。现在很多亚洲的国家都有焦虑，对于现代化全球化或者赶上国际的焦虑。就我所知，北京、马来西亚、新加坡都在说，要如何提升人民的英语的能力，我也听说北大老师们开始用英语教课等等。这个是不是有点搞错了，就是我今天想要讲的关键的差别，国际化跟全球化之间的差别。

英语对于我们，我们需要提高英语的能力，是在提高我们使用这一个工具的能力。但是工具跟你的灵魂你不能把它混为一谈，你的灵魂还是你自己对于汉语的掌握的最深跟最高的境界，才是你的灵魂。英语的提高，只是你如何把你这个汉语所创造出来最精彩的东西，输出去的一个手段，一个办法。你如果不认识到这个灵魂跟工具，灵魂语言跟工具语言的差别，而说我们就变成英语国家算了，因为这样我们最接近国际。我觉得这个根本就是建了铁轨之后，然后把火车去撞自己的做法。因为你没有东西可以输出的，到时候是自己骗了自己。这就牵涉到其他，当然这个议题上，非常非常深的，需要一个社会有公共论坛去挖掘的。你就说我们现在因为对于国际的，我觉得是相当严重的一个误解，对于全球化的一种非常肤浅的了解。以至于一窝蜂地去拥抱，不但是拥抱西方的铁轨，还拥抱它的火车，还拥抱它火车里头的内容，还盲目到说连我自己火车里头的内容也是换上假的，别人的东西。然后把自己真的东西把它拆掉，到结果你去看看，说任何当代艺术，都变成西方的表现方式。你去问说奇怪了，那中国人的当代到哪里去了？当一个城市充满了，既使是最精彩的西方建筑的时候，你这个城市到底是属于一个什么城市呢？就是说你以后要吸引全世界，而且在全球的社区上说，我独具一格，就是不同的，那个使你不同的到底是西方的建筑？当代建筑，还是你原来有的很深厚的那个历史的土壤呢？这个是我们在面对全球化跟国际化的时候，必须就用最深刻的思考的东西。

譬如说从艺术到建筑，你都找不到自己的词汇了，那再来民族音乐，我们现在看到的民族音乐的表现，也是跟交响乐团是完全一样的表现方式。民族音乐，再下去一百年到底走到哪里去？怎么走法？你说当代文学，我们当代文学，你说要打入国际，我刚才说只是一个接轨，把铁轨铺出来的问题。我觉得比较好的，对世界比较有贡献的，我说那个四分之一的贡献，是把我们这个民族这个语言里头最精湛的文学作品，透过国际化的这种包装把它输出，用那个铁轨输出去。但现在的情况不是这样的，现在好像国际化的意思变成你输出的东西呢，是投西方所好。比如说中国不是一向是一个性方面比较保守的社会吗？所以我就写性方面最大胆的文学作品，这个就可以吸引西方的注意，然后你就输出去了。或者说我写的小说完全是反抗体制的，或者是把自己包装成异议分子，我也容易输出去了。或者是说我这个作品来专门描绘中国的社会跟传统里头，它的野蛮，它的流血，它的种种可怕，它的伤痕，也容易输出去了。那这是一种做法是输出去。

但是你这种做法对于我刚刚说，我们希望能够做出人类的四分之一的文化上的贡献有多大？恐怕是没有的，因为你事实上是在改变那个火车里头的内容。而不是说我这个里头有真实的，从我的文化底蕴所出现的内容，然后输出。你真正是文化底蕴的东西输出去的话，你就会比较可能说是，做出四分之一你该有的贡献。你如果是投其所好，你喜欢小脚我给你小脚，你喜欢鸦片我给你鸦片，如果是照这一个思路去做的话，这不是国际化。这个其实是有一点对不起，我觉得对不起人类的社区，因为你并没有为这个人类的社区提供新鲜的眼光，跟最新鲜的思维。你是继续让自己的文化被西方定义，而且去助长这种让西方来定义你的这个趋势。

当然并不这么简单，你说龙应台，你说中国人应该要有自己下定义的当代，我自己的当代。我只是学会了国际化去铺铁轨，但是火车里头要输出什么东西，那个内容必须是我自己的内容。但是请问你，如果你全国的人，包括你最精英的知识分子，他生活的二十四小时，都是一个西化的内容，你读的书全部是西化的东西。也就是说，当你没有所谓的中国文化情怀的时候，你如何产生出是中国的自己的当代？所谓的你自己的当代，它像一朵花，灿烂地开花，可是每一朵花，它一定是有它很丰厚的肥沃的土壤。我的问题就是说你要求有中国自己的，有特色的独立的那个当代的创作出来，请问你的那个土壤在哪里？当你那个土壤非常薄的时候，你弄出来的东西，除了小脚、鸦片就是不三不四非常拙劣的艺术。而只不过因为你是神秘的中国，所以你的拙劣也被当做猎奇的对象来接受。

所以我觉得我们自己要对自己非常苛刻地要追问的是说，你要有当代的花朵出来，请问你的土壤在哪里？就是说，这是一个寻找自己当代的一个方法，那么到最后的结果，那个花到结果是什么？我们不知道，而且也没有人可以告诉你，但是可能很重要的是说，我们不管是北京还是上海、台北、香港，在被全球化席卷而来，就是说那个浪冲过来，我们的脚站在那个沙滩里头，你要知道你的脚站的沙不完全从你的脚下整个被掏空，你一定还要有土壤。让你的脚实实靠靠地站在那个土壤上，然后那个土壤够深，你才可能看见你的当代，你也让别人看到你的当代，尊敬你的当代，而不是你永远做那个受，接受的那个一方。如何找到自己的当代？就是你一定要深入自己的土壤，也就是说，这一百年来，在中国大陆这块土地上，我们什么时候人们是整个人静下来，然后，好好地去看看自己到底是站在什么土壤上面？这个土壤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你要深根进去，然后才能知道开什么花。从这一百年，这样一波又一波的浪潮打来，好像从来还没有过一个机会使这个民族整个安静下来，很深刻地去思考自己到底，你要如何地铺铁轨？而且要运出去的火车里头装什么东西，而且是盲目地不断地接收不断地接收。四分之一的人口，我们应该对整个全球的文化的开放与健康有所贡献。而你四分之一的人口不能做出相当的贡献，其实是让我们应该觉得很羞愧的。

对于我个人而言，那个土壤的问题，文化土壤的问题，或者说如何从传统之中用最新鲜的眼光去重新看它，用最深刻最大胆的想像力，去重新认识自己很长的时间不屑一顾传统的东西，这个是一个巨大的挑战。我跟一个英国的知识分子谈话，有一次曾经问他说，我说有什么书是你这一辈子来每两年必读一次的？他说是《圣经》。我说是《庄子》，我两年一定会翻过来重新读一次。每一次都会有新的认识，跟新的启发，从来没有让我觉得这是旧书。我从十岁开始，我的父亲教我们背诵《古文观止》。《古文观止》这个简单的书，我到现在几十年之后，每一次看了都有新的体会。所以说传统它绝对不是一个死的东西，死了的不是传统而是你自己的眼睛，传统永远是活的。只是看你自己当代的人有没有那个新鲜的眼睛跟活泼大胆的想像力，去重新发现它，找到它。因此呢，全球化跟国际化这样子排山倒海而来的时候，它对我们最大的挑战可能是，你到底找不找得到那一个铁轨跟铁轨衔接的地方。也就是西方跟东方，现代跟传统，旧的跟新的，衔接的那个点。然后找到那个点之后，大概就可以在席卷而来的那个全球化的大浪里头，找到自己真正可以安身立命的地方了。我谢谢你们的时间。

张维迎
来源：经济观察报 2014年5月26日

我今天讲的题目是“理念的力量”，经济学的一个基本假设，用中国人的话讲就是“屁股决定脑袋”，即你处于什么样的位置就说什么样的话，做什么样的事。而我今天讲的是“脑袋可能指挥屁股”，也就是说你有什么样的想法会影响你说什么样的话，做什么样的事情，甚至决定你将处于什么样的位置。

在传统的经济学里，我们一般讲人的行为是由利益支配的，而且每个理性人都知道自己的利益是什么，所有人的行为都可以从利益最大化的角度给出一个合理的解释，并且在一定的条件下社会可以达到帕累托最优，即除非损害别人，否则没有任何人的状况可以得到改善的一种状况。在我们研究社会变化时，按照这一假设，所有的社会博弈都是利益的博弈，社会变革其实就是一种利益战胜了另一种利益，或者是在权威人分析了变革的成本与收益之后，得出的一个非常理性的决策。

100多年前，英国经济学家艾奇沃斯（注：艾奇沃斯，FrancisY.Edgeworth，1845-1926，英国经济学家，“无差异曲线”几何分析方法的先驱者之一）讲过一句话，“The　first　princi-ple　of　Economics　is　that　every　agent　is　motivated　by　self-interest.”这句话准确地概括了刚才我讲的经济学的基本假设。但是，如此一来，我们就面临一个困惑：按照经济学假设，每个人的利益自己都知道，每个人的行为都是理性的，无论有没有经济学或是其他社会科学，人们的行为都是一样的。这样一来，经济学等社会科学都是没有用的，因为我们生活的世界和人的行为是给定的，既不会因为我们有了这些学问更好，也不会更坏。我们也没有办法解释人类为什么会犯错误，因为按照经济学的假设，从事前看，每个人的决策都是正确的，尽管事后可能运气不好，如投资亏了，事前讲并没有错。但事实上，人类犯了好多的错误。其中历史上非常巨大的错误，就是“计划经济制度”，它给人类带来了巨大的灾难。

支配世界的不是既得利益，而是思想

我今天强调理念的重要性，这个观点其实也不新，至少我们可以追溯到两百多年前的苏格兰启蒙思想家大卫·休谟，他是位哲学家，也是位经济学家。他说，尽管人是由利益支配的，但利益本身以及人的所有事物，都是由观念支配的。几十年前，凯恩斯讲过类似的话，他说经济学和政治家的思想不论正确与否，都比一般想象的更有力量，世界其实是由他们支配的。他还说，或迟或早，无论好坏，危险的东西不是既得利益，而是思想。

与凯恩斯站在完全不同立场上的另一位经济学家，也是哈耶克的老师，奥地利学派的代表人物米塞斯，讲过类似的话：“人所做的一切是支配其头脑的理论、学术、信条和心态之结果。在人类历史上，除开心智之外，没有一物是真实的或实质性的。”“一般认为社会学说的冲突是因为利益的冲突，如果这种理论成立的话，人类的合作就没有希望了。”

我们来看一下历史和事实。人类历史上很多变革，不是一种利益战胜另一种利益，而是一种思想和主义战胜另一种思想和主义，或者新的理念战胜了旧的理念，也可以说理念战胜了利益。许多变革表面上看似乎是利益的胜利，实际上是理念的胜利。比如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并不是农民的利益和工人的利益战胜了地主的利益和资本家的利益，而是马克思主义战胜了其他的主义，所以中国共产党取得了胜利。

乔治·华盛顿在200多年前建了美国这样一个体制，他没有当皇帝，当总统也只当了两届，显然不能从利益角度看，只能从理念角度来解释。邓小平领导中国改革，也不是出于他自己的利益，而是出于他的信念与理念。法国大革命，某种意义上也是一种理念的产物。而这些理念的很多创造者属于贵族阶级，启蒙运动的思想家很多也是出身于贵族或者受到贵族的资助。如卢梭30%的通信者、伏尔泰50%的通信者，都是贵族。中国共产党被认为是工人阶级的先锋队，但共产党的主要创始人并不是出身于工人阶级，而是旧体制下的精英阶层。这些出身于统治阶级的人为什么要起来闹革命？因为他们接受了一种新的理念——马克思列宁主义。

为什么理念如此重要？理念和利益究竟有什么关系？简单说，利益本身是由理念构造的，也就是说，尽管每个人都在追求自己的利益，但利益本身并没有一个明确的、客观的标准，而是依赖于我们通过什么样的思想、什么样的信念去理解它。好比说，几十年前，当农民被告知他们的利益和地主阶级利益是冲突的，工人被告知他们的利益和资本家的利益是冲突的时候，消灭了地主和资本家就是他们的利益所在，他们就起来闹革命，尽管事后来看，他们并没有得到自己所期望的东西。

人们的利益不仅仅是物质利益

还有一点非常重要，长期以来，利益的概念在经济学里定义得比较狭义，即指物质利益。经济学假定人追求个人效用最大化，这个效用通常被理解为是物质欲望的满足程度。这样的理解是非常有局限性的。人们的利益不像传统经济学所狭义假设的那样，仅仅是物质利益，我们有很多非物质的利益。这些非物质的利益，对理念的敏感程度更高。好比说我们生活在社会中，要重视我们的名望，因为别人怎么看待我们很多程度上会决定我们的幸福水平。如果我们希望有一个好的声誉，我们做的事就必须正当，符合别人的预期。而什么事正当，什么事不正当，依赖于我们的理念，有关正当性的理念一定会影响我们的所作所为。

我们知道，人是地球上唯一理性的动物。什么叫理性动物？就是人是会思考的。人做事是有目的、有计划的，不是完全凭本能做事，而是根据自己相信的东西，根据我们认识到应该采取某种行动的理念采取行动。这就是一般讲的人作为理性动物的含义。如果理念不影响人的行为，人与动物就没有区别。

如果人是理性的，我们做任何事一定要找一个正当性的理由，这就追溯到，人生活最根本的目的是什么？2000多年前亚里士多德曾讨论过这个问题，他说人的目的是eudaimoni-a，一般翻译为“幸福”。在200多年前，德国哲学家康德也探讨过这个问题，他认为人类的本质性目的是幸福和完善，这个幸福和完善与快乐不一样，幸福是对个人所追求目标的和谐整合，完善是最大限度地实现一个人在道德和肉体上的潜能。我理解，康德讲的和亚里士多德讲的含义是一样的，人类是追求卓越的，希望自己身上的潜能得到最大限度的发挥。

再进一步看，我们可以把人类对幸福的追求，从时间和空间两个维度进行延伸。时间维度很简单，我们看重的是一生一世的幸福，而不是一时一刻的快乐。比如今天在这里开会，我们并不是就这一件事考虑这件事，而是着眼于更长远的考虑，今天做的事可能影响我们的未来，我们一定不会简单地按照短期利益来决策。人类在意的很多问题，甚至超出了我们生命的长度。所以有时候，为了身后的名声，人们愿意忍受一些身前的痛苦。

当然我们知道，人类也有一个弱点，这个弱点就是我们近视，看近处的东西比远处要大，未来一块钱肯定比不上今天的一块钱。但作为理性人来讲，我们要努力克服这样的弱点。如果更为理性地思考，我们会发现，未来的东西不像我们现在看到得那么小，眼前的东西不像我们现在看上去那么大，这样我们才能做出一个更好的决策。

幸福的空间维度来自人的社会性。人是社会动物，所以人的幸福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你和别人的关系，或者别人对你的看法。如名誉、地位、权力等这些东西，都会影响你的幸福。如果你认为做某种事是不对的，做这件事即使得到了物质的好处，但会受到别人的谴责，损害你的名声，从而减少了你的幸福感，你就不大可能做它。所以非物质的利益对人的理念更为敏感，有什么样的正义观念决定你采取什么样的行动。

理性应该是欲望的主人，而不是奴隶

我还要继续谈一点对经济学的看法。我是一个经济学家，但我要做一点自我批评。经济学讲的理性，我们叫工具理性，简单说，就是人的目标是给定的。理性意味着我们尽量选择最有效的方式满足这个目标，最大化我们的偏好，最大化我们的效用。在这个意义上，按照工具理性，理性只是欲望和情感的奴隶，理性在制定人的目标方面没有什么大的作用。

我认为人作为理性存在物最重要的是目标理性，也就是说我们究竟应该追求什么，而不应该追求什么。人作为动物、作为一般的生物有很多欲望，哪些欲望应该满足，哪些欲望不应该满足，这是人区别于动物最重要的东西。根据康德解释，理性就是帮助我们选择目标本身，理性应该是欲望的主人，而不是欲望的奴隶，道德是约束人的偏好。生活中的大多数人是根据一定的伦理原则选择自己的目标。

2000多年前，中国儒家代表人物之一荀子也有类似这样的话，“以道制欲，则乐而不乱；以欲忘道，则惑而不乐”。什么意思？欲望是一种动物本能，如果我们以我们的理性（“道”）指导我们的欲望，这时候就达到了乐而不乱，否则，我们只是简单地满足给定的欲望，却不对欲望本身做选择，就变成了“惑而不乐”。

一个人伟大与否，是低俗还是高尚，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他的目标定在什么地方。越是短期内易满足的欲望，持续的时间越短。如果你只追求物质的快乐，你会变得非常平凡甚至庸俗。但如果你追求超越了一般动物性的欲望，包括对名声的重视，甚至本身在人类作为理性存在物这样一个概念的追求上，就可能变得高尚。所以说，仅仅强调工具理性是不够的，人类非常重要的是目标理性。在这个意义上，哲学家、宗教家与经济学家不一样，经济学强调的是工具理性，哲学家和宗教学家强调的是目标理性。因为目标理性如此重要，伟大的思想家、哲学家、宗教创始人才影响了我们这个社会如此之久。

亚里士多德讲过人有三种生活，一种是享乐的生活，一种是政治的生活（追求权力和荣誉），一种是沉思的生活。每个人都必须有享乐的生活，但我们又不能仅仅满足于享乐的生活。他建议我们，如果物质生活达到一定水平后，应该追求沉思的生活。这种沉思的生活不依赖于外在的因素，是一种自我满足，是一种近乎神性的生活，本身就是目的。

理念和领导力的双重结合 引导社会变革

接下来我简单谈一下理念的力量在中国的实践。任何社会变革都是从理念的变化开始的，中国的改革也不例外。理念是人创造的，也是人实施的，这就引出另外一个问题——领导力。我们可以用理念和领导力的结合来理解社会的变革。理念可以正确也可以错误，领导力可能强也可能弱，这样在二个维图形上，我们有四个组合，最好的组合是第一象限，即正确的理念和强的领导力，其次是正确的理念和弱的领导力，最糟糕的组合是第四象限，即理念是错误的，但领导力很强。

为什么过去三十年为什么取得那么大的进步？因为我们有一个处在第一象限的人物——邓小平，他有比较正确的理念又有比较强的领导力，在中国发起并领导了市场化导向的变革。从这个意义上说，我们未来会怎么样？从图形上可以看出，如果处在第一象限，有正确的理念和强的领导力，可以完成中国法治建设和民主化的变革。

邓小平是一个了不起的人物，一个伟大的制度企业家。他有正确的理念，又有非常高的领导力。我们可以用高考制度的恢复来说明这一点。邓小平在1977年再次出任国务院副总理后，主管教育和科技，他搞的第一项改革就是改革招生制度，即大学招生由原来单位推荐改成考试录取。这是他的一种理念，他认为要实行现代化没有人才是不行的，要有人才，大学是最重要的，而大学要做好，选拔优秀的年轻人是最重要的，所以就决定恢复高考。但当时，教育部部长和其他教育部的官员还比较左，不太认同，所以就想方设法拖延，跟邓小平汇报说，高考很复杂，今年来不及做，我们需要更长时间的准备。邓小平说，你们有能力做就做，你们没有能力做，我就找有能力的人做。这样的理念和领导力对中国的影响非常大。未来，中国的改革——特别是政治体制改革，是否能成功，很大程度上仍然取决于我们有什么样的理念和领导力。

思想市场的自由引导社会进步

最后要特别强调的是，理念既然如此重要，从哪儿来？理念来自思想市场！所谓思想市场，就是不同的观点、信仰、理念、学术思想、主张可以同时并存，而且它们之间可以有平等和自由的竞争。人类做的很多事，在还没有实践检验之前，就需要选择做还是不做，这时候就要靠思想市场的竞争来帮助我们做选择。如果到实践之后再来选择，就变成了事后的检验，可能已经犯了巨大的错误。

思想市场分为三个层次：第一个层次是学术市场，是创造新理念的，这些新理念由哲学家、思想家、学者、理论家来提供；第二个层次是理念的传播市场，包括媒体，特别是公共知识分子、出版商、教师等，哈耶克称之为“思想市场的二手交易商”；第三个层次是理念的实践市场，包括政策的制定者、政治领袖。这三个层次都非常重要，但一般来讲，新的理念和思想是从第一个到第二个、第三个循序渐进的。

这三个市场通常由不同角色的人承担。因为角色完全不一样，甚至有冲突，比如，哲学家关注的是合理性。政治家更关注可行性。所以，尽管柏拉图主张过哲学家当国王，但事实上，当哲学家就不可能当国王，当国王就不可能当哲学家。这是两个完全不同的角色，每一个角色都非常重要，但功能不同。

我要强调的是，中国经常有一种观念认为，如果某一种理论观点不具现实的可操作性，就没有价值。这是不对的。真正的理论在最初提出的时候都不具有可行性。孔子的儒家学说一开始并不被认可，但经过了350年左右的时间，到了汉武帝时确立了统治地位。耶稣被十字架吊死时，罗马帝国只有1000名左右的基督徒，经过了300多年以后，基督徒增加到3300多万，罗马帝国皇帝最终于公元392年把基督教确立为国教。

思想市场的历史经验，有正面的也有负面的。春秋战国时，中国有发达的思想市场，出现了百家争鸣，出现了儒家的思想。在南北朝时期，思想也比较自由，佛教在中国得到蓬勃发展，最终成为中华文化的一部分。这是正面的例子。而无论秦始皇焚书坑儒，还是汉武帝独尊儒术，都是对思想市场产生了严重的破坏，制约了后来中国学术思想的发展。

过去30多年的改革，很大程度上也是一个思想市场的结果，如果没有有关真理标准的讨论，没有思想解放运动，不可能有邓小平的改革。大量的经济改革是通过经济学家讨论的结果，如果没有经济学家的讨论，“有计划的商品经济”不可能写入中共十二届三中全会的文件，“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不可能写入十四届三中全会的文件。我个人亲身经历了双轨制价格改革，1984年之前人们脑子里的价格改革就是价格调整，我当时写的文章改变了这个理念，我说任何政府制定的价格不可能是合理的价格，改革的唯一出路是逐步放开价格，也就是通过双轨制，走向市场决定价格的体制。有了这个新的观念，我们才找了价格改革的正确方式。

总而言之，思想、理念是非常有力量的，而只有自由的思想市场，才能为我们的改革创造新的思想和理念。

（本文是作者于2014年5月12日在“北京大学儒商论域2014”年会上的主题演讲，已经作者本人校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