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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从来都是人口经济,没有人就没有经济。经济怎么可能全球化,经济一定是区域经济,不同的地区人口、人口素质、经济发达情况、经济需求是截然不同的。
经济发达国家想把劳动密集型产业转让不发达区域,让自己生产高大上高科技产品,殊不知全球是不分发达与不发达,任何地区都需要基本的生活农产品,轻工业产品,重工业产品的需求。发达国家盲目的追求全球经济一体化,把劳动密集型低端产品都转嫁给不发达国家。
几十年下来经济问题出来了,发达国家发现自己推行的全球经济一体化是自己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
这就是现在中美贸易大战的最根本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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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谈经济】TPP协议一场闹剧

TPP协议一场闹剧
2015-10-6

全球经济一体化本来就是一个骗局,一个弥天大谎。而经济从来都是人口经济,没有人哪来的经济。人口是区域人口,经济是区域经济,都是有国界的。谁可以在无人区发展经济?谎言只能是自欺欺人。12国人口加起来的人口有中国人口一半吗?是12国自己糊涂了,一般普普通通的外贸经济活动,都是在人口密集区域,经济发达区域进行交易活动,因为有需求,谁又会到无需去的地方去开展贸易活动,这个道理太通俗易懂了。而从来都是发达地区去不发达地区去掠夺资源,去瓜分资源。12国梦游了,自己困住自己的手脚,历史的结果将证明这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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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谈经济】互联网绝不是摇钱树!

互联网绝不是摇钱树!
王泓
2015-7-30

阿里巴巴医疗由于对专业不熟遇到了麻烦,互联网是工具,不是摇钱树!
现在一窝蜂的上,谁跟风跟的快,谁会掉的陷阱里就早!国家忽悠互联网是错误的,只有踏踏实实的好实业、搞中国制造,才能够走出去。国家利用虚拟经济来弥补现在的经济危机是死路一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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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谈经济】改革必须面对的几个问题

改革必须面对的几个问题

任志强

    2014-06-14  

 

       6月12日,华远地产董事长任志强在清华大学做了主题为“改革必须面对的几个问题”的演讲。任志强提到,过去的几十年中,我们从公有制中获得的利益远远低于从私有制中获得利益,民营企业占用最少的资源,创造了巨大的国家财富,而“60多年来,我不知道国有企业到底给了我们什么好处。”。

改革中的国企与民企

国有企业到底给了我们什么好处?

  任志强一再表示,从现象来看,公有制企业没有给我们带来更多好处。同时,他认为几乎所有的公有制企业都是效率最低的。而民营企业、私营经济占用最少的资源,却创造了巨大的国家财富,创造了更多税收,创造了更多的劳动就业。


  分析到公有制企业在市场中的弊端,任志强称,首先,公有制容易导致腐败行为。“很多腐败行为都是因为公有制,谁看到私有企业中有那么多腐败?”公有制会变成一种权力,权力独享造成垄断,“能源局就是因为能源垄断,所以各个司长都被抓起来了”。


  此外,从过去的几十年中,我们从公有制中获得的利益远远低于从私有制中获得利益。公有制企业不能为民众提供更优质的服务。在中国,银行是国有,电信是国有,石油是国有,没有一个企业比别人更优惠,或者不涨价。所有的银行都在增加各种各样的收费,电信也是。民众没有从这些国企中获得好处。


  “国有企业的几万亿利润怎么来的?有可能是他们没有像私有企业一样上交国有土地使用费,国有企业的利润是不够交占用土地使用费的。那么国有企业上交利润变成公共财政了吗?没有。60多年来,我不知道国有企业到底给了我们什么好处。”


  “只有进入了公有制体系内的人,也就是既得利益者,获得了公有制的好处”,任志强抛出的观点依旧犀利。


做大做强国有企业就是与民争利


  上世纪90年代,由于体制问题导致效率低下,很多国有企业积重难返,后来实行了国有企业改革,进行债务重组,减员增效,国企的经营状况开始有所改观。2003年,国资委成立,成立之初,是为代表国家履行出资人职责,监管国有资产。而如今,任志强觉得国资委在很多方面阻碍改革,比如在国企上缴利润的问题上,始终站在国企一边。


  任志强认为国企做大做强就是与民争利,因为要做大做强,必然要和民营企业抢市场、抢资源、抢客户。“过去三十年,我们没看到公有制的好。如果公有制好,国企就不会搞混合所有制了。”


  十八届三中全会中提到坚持公有制占主导地位。在哪些领域应该坚持公有制呢?任志强称,公有制不应该是在市场中占主导地位,而应该是在非市场中占主导,比如国防、教育、安全、法律、医疗、养老,环境保护等等。

改革中政府和市场关系

    此外,任志强还谈到了改革中,政府和市场的关系。任志强认为,政府不是创造财富的人,而是分配财富的人。对于政府设定的GDP增长目标,严格来说就是计划经济思维。政府怎么可能知道GDP能增长7.5%呢?在一个市场经济国家,怎么会有救不救市一说呢?政府其实并不知道经济会怎么发展,我们曾经提出十大振兴产业,现在哪一个产业不过剩?


改革中结构转型与消费观念升级


  去年,中国第三产业第一次超过了第二产业,成为最大产业。第三产业的就业人口也远远超过了第二产业。在这样一个发展过程中,高端服务业的比重越来越高。中国的经济结构已经转移,但是消费观念还没跟上转变。最典型的就是不允许奢侈性消费。


  我们在生活中不提倡奢侈性消费,甚至压抑奢侈性消费。任志强举例称,“你们不要以为高尔夫球场害了农民,高尔夫球场创造的就业收入和产值比农民种粮高得多。”


  “为最富的人服务,为最特殊的需求服务,才能创造最好的高科技和更高端服务业。老说为刀耕火种的农民服务,能创造出什么高端服务业来?”


  任志强最后称,我们提出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就不能再把奢侈性消费敌对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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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谈经济】中国经济今后30年发展趋势

        中国经济今后30年发展趋势

    王泓

    2014-6-13

       现在很多人在说:中国经济在迅速下滑。国家把GDP调整到7.5%就算是中国经济下滑吗?什么房地产泡沫,什么金融危机了,什么能源危机了,这些都不是实质,都是经济发展过程中的各种各样的现象。

       什么是经济?经济依靠什么运转?

       我给同志们提个问题:没有人没有生命这个地球有经济吗?

       很显然没有人没有生命就没有经济,这是连傻子都知道的道理。但我们许多大经济学家就根本不明白这个道理。自有人类以来才产生经济,经济从来都是人口经济,没有人就没有经济,又有谁看见过没有人的地方经济在运转?人口经济的特性是——惯性运转。它不管社会上发生什么危机,战争,自然灾害,经济危机,政治危机,只要有生命存在,就要吃,就要喝,就要生活,这是生命的基本需要。经济就必须惯性运转,只不过是运转的速度快与慢而已。

       有一些经济学家连自己在这个世界生存的基本道理都不懂,天天在那里胡扯八道什么全球经济一体化,全球经济一体化真能够一体化吗?全球经济一体化是要建筑在全球区域人口均等化的基础之上的,这个世界可能区域人口均等化吗?这不是一个自欺欺人的理论吗?谁也不可能使全球区域人口均等化,全球区域人口不能均等化,全球经济一体化怎么可能一体化?区域人口多的地方与区域人口少的地方经济发展能够一样吗?区域人口多的地方老年人口多与区域人口少没有老年人口的地方经济发展能够一样吗?区域经济被人口的各种特征控制着,如:人口总数,族群,年龄,性别,知识。。。。。等诸多原因控制着。 经济是被人口控制着,也就是说从有人类以来所产生的经济运转就是——人口经济。

        所以说全球经济一体化是一个世界性的伪命题。

       现在世界西方经济理论出了问题,他们用错误的经济理论指导经济实践,产生了重大逻辑错误。全球经济一体化唱衰了全球经济,其原因就是区域人口各种特性不均衡所致。比如说欧洲是人口老龄化所致,美国则是人口思维移位所致,日本是政府贪婪所致,没有一个不是人为原因所产生的经济危机。

       经济首先是在惯性运转,其次才是人为增长。区域人口的特性基数,决定着惯性运转的基数的稳定性,人口特征基数增减,决定惯性运转的平稳性与颠簸性,决定运转速度的快慢,其次才是人为的经济运转。

       中国经济受到了西方全球经济一体化的错误理论很大影响,使我国经济一直在错误的道路上运行,特别是我国经济血液命脉金融业受害最大。好在我国有庞大的13.5亿人口为依托,我国的人口基数破解了西方全球经济一体化在我国经济的重大影响。

       现在关键是我们决定经济命脉的人不要在跟在西方全球经济一体化的错误理论跑了,中国经济是在靠我们13.5亿人民惯性运转,由于西方全球经济一体化对中国的影响,中国改革红利被西方全球经济一体化稀释,无偿的分配给了西方世界。

       结论:

       中国经济今后30年基本发展趋势,基于人口经济理论,中国人口特性基数会30年内会缓慢改变,对中国经济影响不大。中国如果没有重大政治危机,中国的经济趋于平稳,国家经济结构调整后,中国经济继续持续增长与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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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竟是谁掌控了中国经济的顶层权力?

2014-02-14和讯网

 

  


  【导读】 经历了三十多年改革开放,中国已经走入由美国及其美元主导的世界经济秩序的深水区。美国已经开始实施针对中国的“屠龙战略”(详见美国威廉.恩道尔的《目标中国:华盛顿的“屠龙”战略》一书)。这里到处是冰山、暗礁与漩涡。


  中国的经济巨轮是否可能在未来不断变幻的不测风云中触礁、搁浅和沉没,甚至像前苏联一样突然解体?


  当“顶层设计”成为时髦的话题之际,我们不禁要问:中国经济的顶层在哪里?中国经济顶层的核心内容是什么?谁在控制中国经济的顶层?中国经济顶层控制权是否已经旁落到海外政治经济势力的手中?中国是否正在沦为国际金融殖民地?以美国为首的军政集团把全球围剿重点指向亚太,是否在配合着中国经济顶层控制权的最后争夺?中国军队的后方粮草大营是否已被美国控制?


  这是事关中国经济社会全局的重大现实问题。


  一、市场经济制度中的“顶层权力”及其内部关系


  市场经济制度的顶层权力不同于计划经济制度的顶层权力。计划经济的顶层权力存在于使用价值领域,而市场经济的顶层权力存在于价值领域。


  在任何一个市场经济国家,其经济的顶层权力都是由“货币发行权”、“汇率定价权”和“资产定价权”组成。这三大权力之间相互联系而形成一个相互影响的权力体系,决定着市场体系的广度、深度和功能,主导着经济体系的运行和全社会财富的分配。如果没有顶层权力概念或者不了解顶层权力之间的互动关系,就不可能了解货币、外汇、资本市场、产业资本、政府财政、对外经济等彼此之间复杂的关联关系;如果没有站在市场经济“顶层权力体系”这一制高点进行观察和分析,就不可能制定出系统的、具有前瞻性的宏观经济政策。


  基础货币发行对汇率和资产价格有一系列复杂的影响;同时,汇率走势决定着海外热钱的出入、基础货币的松紧、产业资本的兴衰、资本市场的起伏;此外,通过扩张或紧缩股票债券的规模可以影响基础货币发行和汇率趋势。所谓“量化宽松”或“定向紧缩”也是通过金融市场和金融工具来完成的。


  货币发行权属于国家主权。货币发行的目的究竟是为本国企业和居民服务还是为外国政府、外国企业和外国公民服务,由此,可以判定这个国家究竟属于经济独立的主权国家性质还是属于经济附庸的殖民地国家性质。


  汇率定价权也是属于国家主权。一国的汇率政策究竟是服务于本国资本和产业还是服务于外国资本和产业,以及汇率定价的主导权究竟是由本国政府掌控还是由外国政府或外国国会控制,由此,可以判定该国是属于经济自主国家还是外国金融殖民地。


  资产定价权主要指股票、债券、利率和本国主要大宗商品的定价权。如果某个国家的货币发行权和汇率定价权被外国政府组织和国外央行所控制,那么,该国的资产定价权必然由海外跨国经济金融集团所控制。


  如果外国政府和外国央行及其背后的海外跨国经济金融集团控制着一个国家的货币发行权、汇率定价权和资产定价权,那么,这也意味着这个国家政府和企业已经丧失了本国国民财富的分配权、产业发展的主导权和宏观经济的调控权。


  丧权必然辱国。这种国家徒有主权国家之名,而无主权国家之实。外国政府和经济金融集团对该国的经济金融政策拥有强大的话语权,对该国核心金融管理部门的领导人之任命具有重大影响力。这种国家往往不停地进行宏观调控,但又表现为进退维谷、调控失效、越调越乱、失控失序的混乱状态。这类国家在经济、军事和外交领域倾向于软弱,一般不会强硬,因为不敢强硬,否则,必然后院起火,经济金融与社会分配领域会突然冒出一系列问题,让国家管理者顾此失彼、焦头烂额。


  中国是否属于这一类国家,这需要深入地分析。


  二、中国经济的“顶层权力”之一:美国政府控制下的汇率定价权


  当中国由计划经济制度转变为市场经济制度之后,中国经济的“顶层权力”也由原来的生产计划权、物资调配权和物价核定权转变为:基础货币发行权、人民币汇率定价权和人民币资产定价权。如果说,在计划经济时期,国家计委主宰着中国经济的命运,那么,在市场经济时期,则由中国央行即人民银行决定着中国经济的兴衰成败。如果美国操纵了中国央行的货币供应量和汇率波动趋势,那么,事实上则是由美国决定着中国经济的命运。如果承认中国目前实行的经济制度是市场经济而不是计划经济,那么,就可以在理论逻辑上找到以下问题的答案:是哪个经济管理部门的失误导致中国经济陷入当前的困境?答案应该是中国央行,是中国央行近十年来错误的货币政策和汇率政策导致了中国经济的困境,是中国经济的“顶层权力”被美国和美元剥夺的结果。


  对于任何一个主权独立的国家,其经济“顶层权力”一定是牢牢地控制在自己手中。比如,美国的量化宽松政策、美元强弱走势、美元利率与美股走势,难道可以由中国、日本或欧盟来摆布吗?显然不可能。美国完全根据自身经济发展和金融资本套利的需要,制定美国的货币政策并操纵美元的汇率走势,但是,美国拒绝任何国家对其货币与汇率政策的指责。即使是在美国驻军控制之下的日本,其经济顶层权力也不受美国掌控。在美国推出量化宽松政策之后,日本迅速推出“超常量化宽松政策”,使日元快速大幅贬值,同时推高股票市值,防止日本国内财富遭到垃圾美元的洗劫。反观中国,则是一副完全相反的图景。


  从2005年7月启动汇率改革的那一刻开始,美国政府和国会就牢牢掌握着人民币汇率的定价权。所谓“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演变为由美国政府和国会及其背后的国际资本所掌控的可预期的、持续升值的汇率制度。美国政府和国会的压力决定着人民币的价格走势和升值节奏。人民币兑美元由“汇改”前的8.11人民币兑1美元,升值到目前的6.20人民币兑1美元。在人民币持续的可预期的升值过程中,美联储打开了垃圾美元的闸门,中国外汇储备由2004年底的6099亿美元快速上升到目前的3.4万亿美元,增长5倍以上。


  人民币持续升值吸引了大量热钱涌入中国,造成基础货币的大量投放,稀释了人民币储蓄者的国内购买力,形成了通货膨胀的隐患;大量美元资本涌入中国兑换为人民币,形成高收益的人民币资产,并享受着人民币升值的财富盛宴;与此同时,中国的外汇储备主要投资于美国国债和“两房债券”等低收益资产,形成收益倒挂和财富流失。


  人民币升值的产业后果是严重削弱了国内实体经济的竞争力,同时增强了在华跨国产业集团的竞争力。人民币升值有利于在华的跨国产业集团降低进口零配件的成本,提高其产品的在华竞争力,最终抑制中国本土产业的发展;同时,人民币升值造成大批出口导向型实体企业破产倒闭,形成银行坏账。在国内市场,制造业企业面临着跨国公司进口配件的成本优势压力;在国际市场,制造业企业面临着人民币升值所形成的价格压力。最后,国内资本开始从实体经济领域撤离而进入房地产等投机领域,逐步形成了巨大的房地产泡沫。在实体经济的利税增长乏力的情况下,不可持续的卖地收入成为地方财政收入的主要来源。同时,基于土地收入的地方政府融资平台开始高速运转并大量举债融资。政府官员的任期制、政绩考核制和工程项目的灰色利益链,刺激着各地政府融资平台发债的疯狂。只要本届地方官员资金到手,哪怕下届政府洪水滔天。这是各地官员的普遍心态。社会资源配置出现严重失衡,经济金融危机随时可能爆发。


  中国宏观经济步入进退维谷的困境正是始于汇率改革。尽管中国前方将士守住了军事上的国防大门,但后方的金融经济精英们却以“对外开放”、“与国际接轨”、“迎接经济全球化”、“资本项目自由化”的名义,向国际金融强盗打开了搬运中国财富的大门。美国政府和国会以难以自圆其说的贸易赤字理由逼迫人民币持续升值,而中国经济管理部门并没有在外资、外贸、外汇、产业结构和财税政策等方面打出一套组合拳来夺回人民币汇率定价权,而是把人民币升值作为美国政要访华和中美战略对话的见面礼,把作为国家主权重要内容的货币定价权用于外交领域的交易。美国舞着一顶汇率操纵国的帽子就吓趴了一群中国金融门户的守卫者。美国操纵着人民币汇率定价权,并利用人民币汇率定价权的指挥棒功能,配合美元热钱的流入或流出,直接影响着中国货币供应量、利率水平、股票指数和其他资产价格。


  在国际经济体系中,一国的货币贬值意味着该国经济扩张;一国货币升值意味着该国经济紧缩。美国在汇率问题上对中国步步紧逼而对日本政府大幅贬值日元却网开一面,体现了美国看待对手与友邦的双重标准:即,一方面通过逼迫人民币升值来达到紧缩中国经济的目的,而另一方面则通过放任日元贬值来支持日本的经济扩张,以此来弥补鼓动日本挑衅中国所造成的经济损失。目前人民币汇率的大踏步升值也意味着中国经济在大踏步地迈向紧缩的死亡之谷。


  不过,具有紧缩性质的人民币升值政策与城镇化的扩张刺激政策之组合,可以看出中国宏观经济政策之间牛头不对马嘴的搭配。这说明中国经济政策的设计者还不了解人民币汇率定价权的内涵、功能以及丧失这一权力的后果。


  汇率不是经济金融领域的常规武器,而是足以摧毁一个国家的核武器。这是美国政府和国会紧盯中国人民币汇率、不断施加升值压力的根本原因。“美国不断给中国贴上"汇率操纵国"的标签,向中国施压,迫使人民币升值。此举不只是要削弱中国的出口能力、破坏中国经济安全,更是要让人民币最终成为全球流通货币,致使中国完全开放资本市场,为华尔街巨鳄与其他外国资本进入中国市场扫除障碍”(详见《“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评介威廉.恩道尔新作》,作者张方远,台湾《海峡评论》2013-5-1,第269期)。遗憾的是,中国金融界和理论界在“汇改”之初甚至直至现在,尚未认识到汇率定价权属于国家主权、属于经济金融领域的核按钮,尚未意识到中国宏观经济的困境起因于汇率定价权的丧失。


  三、中国经济的“顶层权力”之二:美联储和美元掌控下的基础货币发行权


  当货币与黄金脱钩之后,货币增加了一项职能:稀释储蓄和掠夺财富。这是信用货币的“第六职能”。拥有国际储备货币功能并与黄金脱钩的美元也拥有稀释全球储蓄、掠夺全球财富的功能。


  美元作为发动金融攻击、掠夺世界财富的武器,与美国的科技力量和军事力量并列为美国统治世界的三大法宝。美国严防死守着高科技出口的关卡,但却想尽一切办法让美元泛滥全球。在中国,美元是最软的武器,招商引资,无人不爱;同时,美元又是最硬的武器,无坚不摧,拥有无限的能量,主导着中国基础货币的发行。


  在中国央行发行的25万亿“高能货币”即基础货币中,由美元储备主导发行的基础货币竟然高达20多万亿人民币,只有区区5万亿人民币的基础货币是由非美元因素而发行的。据统计,2010年度,94%的新增人民币基础货币发行是由流入境内的美元所决定。在此,我们不禁要问,中国现在还是一个金融设防、政策自主、经济独立的主权国家吗?答案是否定的。


  美元主导之下的人民币基础货币发行机制,经过中国央行错误的市场化操作,成为中国经济巨大的破坏力量。由于金融体系复杂、专业术语繁多、操纵手段隐蔽,因此,金融政策领域往往成为欺世盗名者的天堂,而中国央行及其下属的外汇管理局应该属于这个领域的登峰造极者。中国基础货币发行机制的破坏力被央行的市场化对冲动作掩盖着。


  自从央行启动人民币单边升值的汇率改革以来,国际热钱开始持续涌入中国。美元热钱的流入带来国内基础货币的投放。美元进入中国之后,央行通过结汇收到美元,同时将一定数量的人民币支付给美元持有者,美元持有者获得了人民币并作为资本金开展国内的投资,亦即人民币进入市场,从而导致市场上人民币供应量增加;为了抑制人民币供应量的增长,央行通过提高存准率和发行央票,收紧银根,减少国内商业银行的贷款额度,减少各类实体企业的流动资金贷款,并抬升银行贷款利率和民间拆借利率。


  如果把央行投放基础货币和回笼基础货币的动作联系起来看,可以发现:中国央行是把国内企业维持正常生产的流动资金收上来,交给了美元持有者作为其在华攻城略地的资本金,而这部分外资所形成的资本金又形成了信用贷款的能力,并进一步挤占内资企业的贷款额度,使内资企业贷款更加困难。


  近十年央行货币政策的特点可以概括为“宽松与紧缩并存的十年”:由于对国际热钱流入实行宽松政策,导致对内资和中小企业实行紧缩政策。这就可以解释:为什么外资流入中国越多,而国内企业资金越紧张、民间利率越高、竞争力越差?在美元主导着人民币发行的情况下,国内企业只有以下选择:或者引狼入室、拥抱外资;或者海外上市、融入美元版图并成为买办经济的成员;或者逐步走向资金枯竭,成为外资的并购对象;或者逃债;或者破产。


  基础货币属于“强力货币”或“高能货币”,在不断的“交易—形成存款和贷款—再交易—再形成存款和贷款”的多次循环过程中,发挥着基础货币的乘数效应。但是,央行并没有注意到货币乘数背后的秘密。


  在现实的经济活动过程中,最先从央行获得基础货币(又称“高能货币”)的经济主体可以第一个捕获商机并获得超额利润,而最后一个从商业银行取得贷款的经济主体已经没有商业机会,只能为银行打工。这类似于股票市场上第一个获得资金的机构可以选择优质的标的物先下手购买,后来获得资金的机构只能追高股价和抬轿子。基础货币作为高能货币不仅表现在货币创造之上,而且表现在超额利润的创造之上。


  因此,在任何一个主权国家,那些可以直接获得基础货币的机构和个人一定占有着这个国家的商业先机,并获得最高的经济利益。当美元主导着中国90%以上基础货币的发行,这意味着美元持有者占据了中国那一特定时期90%以上的最佳商业机会。在中国央行累计发行的25万亿人民币基础货币里,美元持有者占据了20万亿基础货币。这意味着九十年代以来,外资掌握了中国改革开放以来大部分的商业先机和超额利润,而本土企业只能作为第二、第三梯队的跟随者,为其抬轿子。这难道不是中国当今的经济现实吗?这正是货币乘数理论背后隐藏的秘密。


  如果中国央行的官员可以多接地气,少接洋气,那么,他们一定会听到民间的呼声:这些年钱越来越不值钱,但企业的资金却越来越紧,利率越来越高,实业越来越难做;外资获取着超额利润,本土实体经济却难以生存。当年旧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生存处境重新发生在当代中国本土企业的身上。这一切源于中国货币发行权的丧失,源于美国和美元控制着人民币基础货币的发行。


  在市场经济的制度下,产品、产值、资源、土地、税收、GDP等经济概念已经不属于国民经济的“顶层范畴”,只有决定和支配上述经济要素的权力才属于国家经济的“顶层范畴”,因为这种权力决定着经济增长、结构调整和财富分配。货币发行权属于国家主权,属于中国经济的“顶层范畴”,也是中国经济的“顶层权力”。


  四、中国经济的“顶层权力”之三:海外资本及其舆论平台控制下的资产定价权


  中国各金融监管部门尚未形成中国经济“顶层权力体系”的概念与认识,更没有意识到丧失经济“顶层权力”所产生的危险性。因此,他们往往打着改革开放的旗号,拿着国家经济的顶层权力和核心利益去做交易,以换取部门政绩、个人利益和华尔街的胸章与掌声。


  俄罗斯在加入WTO之后明确规定,外国机构不得参股或控股俄罗斯银行股权,外国银行不得在俄罗斯设立机构,其他金融机构也不得伸手。俄罗斯以其成熟、清醒的对外经济政策,把国际金融资本的章鱼触爪挡在了国门之外,确保俄罗斯经济金融肌体内部免遭国际金融病毒的攻击,布防于未然,以维护大国经济的独立性与自主性。而中国则完全相反,海外资本和海外机构遍布银行、保险、证券、期货、基金、信托、租赁、担保、审计评估、信用评级等各个领域。在中国经济的顶层,海外金融势力控制着中国经济的货币发行权、汇率定价权和资产定价权;在中国经济的基层,海外金融力量渗透或控制金融机构、金融渠道、舆论平台和重要客户,从而形成了上呼下应的格局。


  在主权国家的“经济顶层权力”中,汇率定价权、资产定价权和货币发行权之间存在着复杂的、双向的、多维的传导作用和制衡关系。只要美国控制了人民币汇率趋势、只要美元主导了央行基础货币的供应量及其基础货币的流向结构,只要美元拥有了进入中国股市、债市、资金市场、房地产市场、期货市场的渠道,也就是说,只要具备上述三大条件,那么,美元资本事实上就直接或间接地控制了人民币资产的定价权,控制着各类人民币资产的价格趋势和波动程度。


  广义的人民币资产价格包括股票价格、债券价格、资金价格(即银行利率和民间利率)、房地产价格以及其它资产价格。


  利率是资金的价格,是影响企业生产成本和各类生产要素价格的重要因素,也是宏观调控的主要手段。但是,在大量美元热钱的冲击之下,利率杠杆的功能被外资扭曲了。这是因为,面对热钱大量涌入造成基础货币过渡投放和通货膨胀压力,如果提高利率来抑制通胀则会诱引热钱进一步涌入,因此,央行只好一方面维持利率稳定、形成负利率、牺牲国内储户利益,另一方面只能选择提高存款准备金率和发行央票回笼资金,收紧流动资金贷款规模,从而导致国内好企业和差企业都难以发展。事实上,每一次宏观经济紧缩都成为外资在华攻城略地的战略机遇期。这是国内中小企业难以发展的金融根源。但是,经济的逻辑并没有到此结束。央行放弃利率工具而选择存准率工具之后,商业银行贷款规模减少,直接导致民间利率飙升,又给海外热钱提供了更高的套利空间,从而进一步吸引热钱的涌入。近十年来宏观调控政策持续累积的结果是:热钱持续涌入、存准率维持高位、民间利率飙升、实体型企业微利或破产、股市持续低迷、IPO停止、房地产化泡沫难以抑制、整体经济结构恶化。这就是中国利率定价权丧失之后的宏观经济现实。


  资本市场股票债券价格是资产价格的主要组成部分。多年来,央行政策与证监会政策之间的持续的恶性互动,严重削弱了中国实体经济的力量,拱手让出了中国资产定价权。如果把央行和证监会的政策联系起来看,可以发现,一方面,美元热钱流入形成基础货币过度投放,为此,央行借助存准率等工具收紧国内商业银行贷款,进而导致资本市场恐慌和A股价格下跌、IPO被迫停止和资本市场融资功能被废;一大批优秀企业被迫到境外上市,这些企业上市后的股票债券定价权转移到外资手中;另一方面,为了阻止指数在底部区域超跌并引起社会不稳定,证监会开始扩大QFII和RQFII的审批额度、组织交易所和券商到国外游说外资到国内抄底,动员国际金融资本把国内投资者手上的证券资产低价买走,最终结果是中国资产廉价卖给了海外投资者,造成财富流失,同时提高了海外资本在国内资本市场的权重和控制力。从央行打压国内资本市场、证监会吸引外资抄底国内资产方面,央行与证监会之间为提高国际资本收益率和话语权几乎配合得天衣无缝。


  从另一角度看,央行政策和证监会政策之间又存在明显的矛盾与冲突。比如,央行在推动人民币国际化,人民币刚刚走到中国大门口,走到香港,还没有漂洋过海,就被证监会推出的RQFII请回国内救市,用于支撑A股指数。人民币才走到门口又回来了。区别在于,从境外回来的人民币已经是受控于外国投资者的人民币。


  证监会与商务部一样醉心于招引外资入市,这与央行的政策取向也是矛盾的。在热钱持续涌入中国的情况下,证监会通过扩大QFII额度吸引来的美元无疑增加了央行外汇储备的压力。QFII美元进入中国换成人民币,央行马上要发行央票或提高存准率来紧缩国内商业银行的贷款规模,抽取实体经济的流动资金,使得实体经济的经营环境更加恶化。这又进一步导致资本市场下跌,并进一步迫使证监会继续扩大吸引国际资本入市救市的力度,最终形成恶性循环、不断提高海外资本对中国资本市场的控制力和话语权。


  中国资本市场的建设者和监管者还没有经济“顶层权力”的概念,也不清楚中国资产定价权丧失之后可能产生的后果。他们没有从货币发行权、汇率定价权和资产定价权三者关系的角度和高度进行资本市场体系的设计和建设,而是单纯地追求资本市场自身的扩张,以此树立形象、体现政绩。把资本市场建设当做形象工程建设和金融大跃进是极其危险的。盲目扩大QFII、RQFII投资额度和做空额度,片面发展股指期货、国债期货和融券做空制度,盲目提高外资在证券、基金、期货等机构的数量和参股控股比例,放任外资机构的舆论平台操纵国内资本市场的话语权,放松资本项目的管制,这一切加剧了中国资本市场定价权的丧失。


  当国内机构投资者不再指望央行的货币政策而是指望美联储继续维持宽松的垃圾美元政策的时候,当国内散户投资者不再指望国内基金和券商引领投资方向而是指望美林、摩根和MSCI之类国际指数编制公司的时候,当外资金融机构的研究报告和信息发布平台可以左右国内股票债券价格走势的时候,当证监会发言人开始用QFII抄底来说明股市见底的时候,作为中国经济“顶层权力”的资本市场的定价权和话语权已经掌控在海外资本力量的手中。


  五、结语


  从“经济顶层权力”的角度可以找出中国经济诸多重大问题的症结,而解决这些重大问题,也要从重新掌控中国经济的“顶层权力”开始。要实现“中国梦”,必须重新夺回中国经济的“顶层权力”,使得基础货币发行权、人民币汇率定价权和人民币资产定价权服务于中国的工业现代化、农业现代化、国防现代化和科技现代化。


  (作者余云辉 厦门大学经济学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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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谈经济】看空中国经济的十个理由

看空中国经济的十个理由

[微博]                                                       2014-06-12 15:33

 

 
 

[摘要]导致钱荒爆发的根本原因是否已经得到根治?

去年6月份发生的钱荒所带来的冲击,至今令资本市场不寒而栗。当时安信证券公司首席策略分析师程定华在社科院做了《为什么我对中国经济看法如此悲观》的演讲。全方位分析了看空中国经济的原因。一年过去了,钱荒没有再来,是否意味着中国经济形势发生了逆转?至少目前看来,该文仍然具有现实意义。

1、怎么解释钱荒问题?我认为是杠杆见顶。

2、杠杆见顶之后,就会出现被动去杠杆,本质上是金融危机。预计到2017年中国一定会出现被动去杠杆。

3、金融危机后别人利率都掉下来了,而我们起来了,企业盈利就一塌糊涂。

4、其他人都没有钱,只有影子银行有钱,中央银行要清理影子银行基本没戏。

5、朱镕基总理的时候修的上海港和浦东机场能产生现金流。等到温总理修到甘肃、青海、云南,完全不产生现金流。那些地方都是以10%到14%的利率搞旁氏骗局,借了之后有什么项目可以挣到14%呢?

6、中央政府一直想把一部分国企、地方债通过放松管制搞到私人手上去,这是一厢情愿的。

7、中国城镇化曲线看起来不是S型,不是因为中国城镇化弄错了,而是因为国家统计局造假。

8、未来经济增速就应该在5%,而7%这种可能性是没有的。

9、我每年都会拜访社保、央行这样的机构,目前没有搞私有化改革迹象,起码他们是摇摆不定。

10、没有一个货币能在汇率下跌中完成国际化,维持升值的态势对于中国出口肯定是负面的。

我们做商业研究跟大家在学校或者在科研院所做的是不一样的,我们比较强的是功利性和目的性,不是单纯为了研究而研究,除非是为了兴趣所在,否则所谓研究都是有目的的。

我把之前做的一些报告中间截取了一些,合成了现在这样的报告。主要是跟大家讨论一下中国经济大家关心的问题,我这个东西是从什么地方开始呢?是从钱荒开始。大家都知道6月份之后中国出现了银行间利率上升,各人有各人的解释,我目前看所有的解释不能令人满意,我讲一下自己对这个问题的看法以及这个问题是怎么来的,我们怎么处理它,以及最终对中国经济的影响,我们从这样的纬度开始。

钱荒问题

首先是钱荒的问题。我们看一个基本现象就是这样,从今年5月份下旬开始,中国整个利率水平出现非常大的上升,这样大的上升是所有学者或者所有在一线工作的人都没有预计到的,因为没有一个人,特别是我做策略基本上每一个研究机构的宏观经济报告大概每月都会看,不管中资机构、外资机构,还是国内一般的政府部门都没有人预计到,在6月份利率水平出现这么大的上升,所以是一个异常上升,这是首先需要说明的一个问题。就像一个人发烧一样,你看到它发烧,所以大家开始解释他为什么会发烧呢?有各种各样的说法,最主要有三种。一种说法是中央银行技术性的原因,就是因为每年6月底都是一个季节性负债高峰,第二,因为今年5月份出现了外汇占款下降,第三,每年企业所得税缴纳时间在6月份,还有7月份的时候要交存款准备金,大家认为商业银行要分红,大概有几千亿的规模,所以这样技术性的问题凑在一块,导致了利率水平出现这样的异常上升。

但是这种说法显然是没有道理的,因为往年也是这样,为什么往年的时候就没有这么严重,而今年这么严重的变化呢?所以这是第一种解释,其实没有什么道理。第二种解释,它是因为资金空转,这是中国人民银行的解释,他说市场上资金总量是够的,之所以出现这么大的问题是因为资金空转,什么叫资金空转呢?就是大家的钱没有去实体经济,目前起码有40%左右的媒体、学者都是持这种看法,这种看法显然也是不正确的。我们说要反驳这种观点很容易,因为从去年开始,假定因为理财产品的问题,去年就有非常高的理财产品,今年也有,为什么去年不叫资金空转,今年就叫呢?因为去年有这么大规模,理财产品不是今年才有的,已经有了很长的一段时间,这是第一个。第二个,理财产品不管谁发展都不存在资金空转的问题,如果是房地产发的信托不太相信信托的钱一直在空转,不是这样的,如果是地方政府发的信托,难道把钱放在那里空转吗?没有这个东西。

我们所有在银行买的理财产品对应的是一个融资项目,所以你把这些钱买了这些东西,背后就有这个项目,所以不存在空转这个问题,我不大相信说这是因为资金在空转。第三种解释是期限错配,就是说我们有一个短借长用的问题,我认为这是有一点道理的。在目前整个国内银行系统里面都存在这个问题,就是短借长用,大家发行三个月、六个月的产品投资五年、十年的项目,这是存在的,问题是这个东西规模有多大,没有人能够说清楚,有多严重的期限错配没有人讲清楚。这个问题从前也是存在的,从去年开始一直存在说明的短借长用的问题,所以这三个解释我自己的看法都是有非常多的疑问。

我们看整个利率水平异常到什么程度呢?实际高点有20%左右,就是七天的拆借利率,说明整个市场出现极度的流动性恐慌。我们不是看七天,还是看更广泛的利率,我们看广谱利率就会发现一个非常奇怪的事情,其实资金的利率高企不是现在才有的,只是6月份体现得非常清楚,实际上从去年以来整个利率水平一直很高,它的平台就非常高,而且从去年10月份到现在没有怎么下降过。我们去看各种利率水平,不管是看票据、理财等等,所有的广谱利率都是很高的平台。这是很异常的事情,首先我们可以明年下半年到现在中央银行没有实行紧缩的货币政策,从08年到现在,08年是相对比较紧缩的,当时M2目标是16,虽然执行到17.8亿,但是大部分是最后两个月放出来了。09年、10年都是宽松的年份,因为09年M2目标是17,实际执行27,2010年是17,实际执行19.7,但是2011年是典型紧缩,当时定的目标是16,实际执行13.6,2012年也是偏紧的目标,目标是14,实际执行13.8,今年目标是13,目前执行15.8,所以是相对宽松的货币政策,从供给来看很难看出为什么利率水平有这样的上升。

再看需求端,名义GDP严重低于预期,大家认为实际增速在8%左右,一般名义认为是11%,1到5月份还不到10%,实际增速只有7.7%,缩减2%。供给端极度宽松,需求方应该非常微弱,所以从理论来说利率水平应该是向下的,这是我们可以看到的。另外一个反常的现象,大家可以看今年的外汇占款,今年头五个月有非常高的外汇占款,所以有巨大的资本流入,去年全年几乎没有什么资本流入,但是今年的利率水平比去年高很多,所以这是反常。

这样的反常,我们前面的三种看法都是有很大的问题,所以我们知道发了非常严重的烧,大家各自把自己的看法说了一下,如果毛病没有找对,你很难采取一个合适的措施来解决这个问题,所以现在你如果认为是技术性或者是期限错配这些人都是要求中央央行进行逆回购,中央银行前两天也确实实行了宽松。对这个问题怎么做解释,我自己的看法是什么呢?不是前面三种,还是有一个非常复杂的问题,我认为是杠杆见顶。为什么杠杆见顶会出现利率水平较大的问题呢?因为杠杆见顶之后,所有资金头沉淀在实体经济已经不流动了,现金流已经不能覆盖市场所要求的流动性,所以资金的平台非常高,而且每到节点就会出现利率水平的高起。

杠杆见定和期限错配是时间关系呢?期限错配,我们用汽车和路的问题来说明这个问题,假设现在是清明节,即便车和道路的关系是正常的,但一定会堵车,因为出现一个短期的道路错配问题,都在朝一个方向,所以出现很大的问题。但是过了清明节之后,立刻回归正常,这就是你看到期限错配的问题。如果是杠杆见顶就不是这个意思,是说车和道路的关系已经严重恶化,所以正常情况下要堵车,如果下点雨,再遇到节假日就会狂堵车,甚至导致交通瘫痪。我自己的看法现在是典型的杠杆见顶,而不是期限错配,因为期限错配过了6月30号就会回归到正常,我自己认为不会回归正常,而会维持在比较高的平台说,然后到了9月底,今年的12月底,每次到这种关键点都会出现利率水平的飙升,这就是一个非常严重的问题。

这意味着经济已经有非常严重的问题在里面,我们看一下杠杆见顶到底见顶在哪里呢?非常多的人研究中国的债务问题,有很多文章,那么多人主要研究两个方向,一个总体债务,一看总体债务中国没有什么多大问题,因为中国总体债务一般在90到100左右,虽然也是很高的债务,但是和欧洲、美国相比不是很大的问题。很多人研究政府任务会出现大的问题,其实中国政府债务的确真不是特别大的问题,因为我们到各个地方去看,首先规模很大是因为资产很大,所以偿还可以做得到,只要他愿意。但是中国其实真正严重的债务问题不是那两个问题,既非总量,也非政府,而是企业。

中国企业债务风险

我现在介绍一下中国企业的债务问题,这是我们看到的上市公司,上市公司总体来说是中国债务比较轻的一部分,因为可以通过股票融资,我们看一下在2000年,金融业债务杠杆都是90%以上,我们只看非金融业,在2000年杠杆水平是40%,然后一路上升,目前上升到60%几,中间几乎没有停顿过。同样道理,我们去看国有企业,整个上市公司的国有企业债务杠杆最低点2000是43%,现在上升到62%的水平,所以整个企业的杠杆一路向上,60%几的杠杆放在全世界来看都是非常高的水平。我们看看一下比较代表性的样本,铁道部这个部门从过去两年一直被大家所批判,首先第一个在04、05年他的负债率只有37%,但是现在已经到了61%到62%,因为每年都在上升,因为就被很多人在批判,但实际他的负债率并没有超过国企的平均负债率,国企的平均负债率都比它高,它刚刚接近国企的负债率,中国目前所有国有企业都和铁道部一个样,没有本质差异。

目前他的负债率没有逆转的现象,我们知道一个大数,非常简单就可以算出来,铁道部目前总共有4万多亿总资产,2.7万亿债务,4万多亿资产20年平均折旧,每年折旧2000亿左右,净利润每年是负增长,目前每年亏损100亿到200亿,随着时间推移可能每年要亏损到500到600亿,这样现金流每年1800亿,但是每年投资规模去年是5000多亿,今年制定目标是6000亿,所以每年必须借4000亿的债。这样他的杠杆率一直往上走,到现在为止没有任何逆转的迹象,我们看很多国有企业都是这样的状况,所以他的杠杆不停上涨。我们知道任何企业的上涨都不可能无穷高,高一定程度的就要被动去杠杆,就是现金流无法覆盖的时候。

我举一个例子,上海磁悬浮刚建起来的时候是现金流问题,因为每年都亏损,收到的钱没有办法覆盖营运成本,所以每年亏损好几亿,十年过去之后,就从一个现金流问题转变为资产负债表问题,因为十几年前刚建起来卖了什么事都没有了,但是十几年之后,因为每年都亏损3亿左右,所以十年一过亏损30多亿,这个时候突然发现变得资不抵债,就不再是现金流的问题,然后就很难处理了,所以这是一个挺大的问题。

我们现在很多国有企业都面临相同的问题,有40%到50%的钢铁企业都在从现金流问题转为负债表问题,比如重庆钢铁、安徽马钢、鞍钢、曹妃甸的沈钢都是这样,你打三折也没有人要,不占你这个便宜,因为已经没有办法经营了。但是每年债务非常庞大,像鞍钢这样的集团,历年亏损这么大,有接近800亿的银行贷款规模,基本永生永世还不了这个钱,包括首钢这样的企业。这些公司能干的事情就是年年借新还旧,因为是大型国企,又不能破产,最后当杠杆非常高的时候,现金流连利息都不能覆盖的时候,那这个企业就会出大问题,而现在很多国企都在朝这个方向演变。

如果杠杆不停往上涨,不要说因为现在是中央政府很有管资历,可以解决问题,我觉得不可以。我们看其他国家的经验,日本1990年负债上升到33%,韩国1997年上升到81%,我们读书的时候很难理解韩国企业有那么高的负债率,因为韩国80年代搞了重化工业,政府低息向六大企业贷款,让他们盈利能力非常低,结果到了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为什么韩国的企业倒得最快呢?就是因为他弱,他的负债率特别高,有81%的负债率,企业的盈利能力超低,所以一出现问题立马就垮了。1997年台湾、中国香港、日本、韩国这些地方,只有韩国受冲击最严重,就是因为他企业弱。

如果这个东西杠杆不能继续下去,就会出现被动去杠杆,所有的被动去杠杆本质上都是金融危机,因为这是你不能控制住的。杠杆达到一定的顶之后要往下,当往下的时候你想弄起来都很难弄起来,不管美国也好,日本也好,韩国也好,只要你的杠杆非常高,高到一定程度出现逆转的时候都会出现非常大的问题。现在我非常担心杠杆已经接近于顶部,所以表现特征就是利率水平持续高企,不管你经济状况多差,M2增速多高,表现出来的利率水平一直很大,这是我对这个问题的基本看法。

中国如果按照目前这个情况往下演变,他的杠杆最终未来两三年达到多高的水平,我做了一个模拟,如果制造业固定资产投资逐步减速,5年内由20%减速到10%,第二个是制造业固定资产投资保持20%的增长速度,第三个是制造业投资先加速到25%,再逐步减速。我们看一下模拟的状况,第一种情况现在立刻加速,企业ROE上升,短期内搞投资好像经济很繁荣,如果是减速ROE先降后升。我们大致看企业的资产负债表,减速到10%,到2017年前后,中国企业的负债率仍然会上到70%,到2017年之后才会非常缓慢下降,维持这样的投资增速,基本上到2017年企业负债率上升到73%,那种情况下一定会出现被动去杠杆。我们假定说政府什么都不做,在2014到2015年某个时候就会出现非常严重的去杠杆问题,那个时候谁想拉都拉不住。

现在看中国的制造业投资就是在减速,他自己也知道,这个东西维持不住的,所以他的增速已经从原来50%调到目前的15%,看起来还在继续减速,这是政府没有办法否认的事情,新一任总理上任之后天天讲要激活民间投资,民间投资就是不停下降,因为民间投资知道杠杆升到那个程度就完蛋了,所以私营部门的投资不会起来,不管政府出台什么政策,都没人理你,因为不赚钱。你开放这个部门,开放那个部门都是没有人理你,所以一直都在往下弄,那谁在顶着这个投资呢?就是国企和地方政府来提升投资规模,私人投资一直下降。

第三介绍一下这个杠杆是怎么加起来的,为什么从01年比较低的杠杆到现在这么高的杠杆呢?大致来说有两波非常重要的加杠杆情况。第一波加杠杆是制造业引起的,我们看ROE就知道了,在2000年前后出现非常大的企业投资回报率的上升,如果你做企业,什么时候是最开心的时候呢?就是01年到08年,在那八年前,只要你开公司、做投资,很少有不挣钱的,就是企业的ROE处于很低的水平,从4%一路升到接近16%,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下绝大部分的行业都出现非常高的企业盈利水平的上升。在这个过程中,2000年前后制造业投资都是最低点,1999年是负的,然后出现巨大的上升,为什么会上升呢?因为挣钱,他ROE上升得很厉害,宏观经济学告诉我们说投资收益率起来投资就会起来,这是一个最为简单的原理。

现在惨不忍睹的行业,比如钢铁ROE从2000年前后到2005年,当时2005年钢铁行业可以达到30%,简单来说宝钢在05年ROE有35%,如果你把钱放在宝钢三年就可以挣回来,所以宝钢在04、05年的时候就是印钞机。因为当时我在光大银行自营,我拥有宝钢的股票,但是06年之后出现了崩溃,因为不挣钱,所以投资不行了。我们看制造业的加杠杆情况,整个钢铁行业在2001年前后中国钢铁产能1亿吨,到了08年8亿吨,并购全部发生在05年到08年。有些人可能是学企业管理,一般比较重要就是要在行业不景气的时候去并购,行业景气的时候不能并购,因为那个时候收购价格太高了,但是中国企业是反的,都是在行业最景气的并购,从来不在行业不景气的并购,为什么呢?因为国有企业是景气的时候才有钱,不景气的时候没钱,没钱的时候就不并购。

我们看05年到08年,在市场看到鞍钢合并本钢,唐钢、首钢合作成立京唐钢铁等等,因为这个时候手里有钱,就可以进行并购。如果当时不干这个事情,比如说像鞍钢收购攀钢,当时花了9.59元收购,现在去收购的话可以买四个攀钢。我们再说一下电解铝,现在说是电解产能,如果在03到05年这样说是不对的,当时ROE有20%,一个产业过剩ROE可以达到20%吗?没有的,所以那个时候不是过剩行业,只是现在是过剩行业。他03到05年的投资造成了现在过剩。

我们看非常典型的样本中国铝业,已经进入了非常新的困境,五年之前在世界风光无限。那中国铝业05年想整合全国的铝业,他06年又发了股票,融资几百亿,本身挣了几百亿,融资好几百亿,想把中国铝业整合,他把铝行业买过来就崩溃了,即便你全部整合也是亏损,所以中国铝业并购完之后陷入非常深的困境里面。如果大家关心中国企业到澳大利亚买铁矿石,统统都是在铁矿石价格最高点去买,没有在价格最低点去买,因为只有在最高点的时候才有钱,当他们买了一大堆铁矿石之后,他们发现澳大利亚开采成本很高,因为你要修路、修港口,而且都在比较偏僻的地方,你雇佣一个机械手一年花掉400万人民币,人家动不动还要坐飞机墨尔本度假,所以成本极度高。等待铁矿石价格一跌,现在90块钱、100块钱开采的意义不是很大,因为会赔钱,所以就要往后拖,一拖的话财务费用极度高,所以即便中信泰富这样的公司在澳大利亚投资的铁矿石都是非常失败。

这就是看到国内大型企业是怎么弄这些东西,第一波加杠杆就是以制造业为代表的加杠杆,主要是在2000到2005年,最高的时候达到80%,等到他们的钱被花光了。第二波加杠杆有是08年,这些企业自由现金流在06年基本已经崩溃了,06年中国整个制造业上市公司不产生正的现金流,都是负的,每年虽然8000亿的利润,实际资本开支和应收帐款大概要1.5亿,所以不产生自由现金流,所以为什么资本市场表现很差。因为不产生自由现金流,你的贴现因子就是负的,所以没有办法贴现,整个估值水平就会不停往下掉。

第二波加杠杆的人就是政府,08年之后,当企业不再加杠杆的时候,政府基建的杠杆是08到09年,就是4万亿的问题。政府投资突然加速到60%,因为政府如果投资不顶起来,经济那个时候已经撑不住了,所以这是第二波。企业加一场,政府加一场,国有企业正好在其中,所以国有企业的问题变得非常严重。我们现在如果抛掉银行业,中石油中石化现在的情况也很差,虽然批评的声音很大,中石油的业绩不如2006年,当时油价只有现在多一点,而中国原油需求量从06年到现在需求量增长70%,因为资本开支太庞大了,成本的上升把利润都吃掉了。中国移动现在情况也非常差,在香港股票跌得一塌糊涂,中国联通中国电信都非常糟糕,现在没几个国企盈利情况是好的。

我们来看一下,在第二波加杠杆产生什么样的问题,为什么会导致整个企业盈利这么差呢?主要原因是把成本拉得非常高。我们来看一个工资水平的变化,在金融危机之后,全世界工资水平都是下降的,因为美国失业率飙升,微观和宏观有时候是反的,宏观看起来很美,但是微观的人不喜欢。比如说09年看中国经济很红火,但是做投资的人不喜欢,因为经济危机了,大家希望的是企业可以把成本控制住,而企业的成本一块是工人工资,一块就是财务费用,但是你会发现09年之后中国工人工资一直在上升,没有失业率的问题,但是对企业说就非常痛苦。外需不振,工资一直在涨,从09年到2012年工资水平上升非常厉害,第二是低端工资水平上升更加厉害,大家可以看农民工的问题,2011、2012年的增速比同期还快,因为有大量的基建可以做,2010年涨了19%,2011年涨了21%。

对我们在城市生活的人影响也很大,如果你家里有保姆很能够理解,你在08年之前保姆的工资水平都是相对比较稳定的,涨幅是很慢的,但是09年涨得非常快。08年2000块已经是很高的工资了,现在我住的小区一带4000块钱的工资很正常,而且人家还爱干不干,浦西可能稍微低一点,但是浦东的保姆工资水平非常高,高到现在如果从香港输入一个菲佣比他们还要便宜,因为菲佣在香港还是4000块港币,但是菲佣的基本素质比国内保姆高很多,所以这就是为什么广东现在有大量的菲佣,通过工作签证带过来,原因就是因为便宜。第二就是利率水平,因为有这么大的规模,人家整个利率水平都是掉下来,比如金融危机美国利率水平掉到接近0,但是中国利率水平一直很高,因为有这么大的投资规模,有这么多的借贷需求,所以不可能利率水平降下来,所以财务水平非常高。原来我们和美国是差不多的,但是发生金融危机别人都掉下来了,而我们起来了,这样企业的财务费用非常大,企业的盈利就一塌糊涂。

你在微观里面去解释看到这样的情况,现在这个东西搞不搞的下去呢?如果搞不下去就出现被动去杠杆,所谓被动去杠杆就是整个投资自己都垮掉,如果投资都垮掉,那整个经济增速不是现在7%的问题了,是突然之间掉到4%到5%,这是目前我们看这个问题就是这么去理解的。

债务滚雪球

现在还能不能撑下去呢?我自己认为是不能撑下去的。我们现在跟大家介绍整个固定资产投资,债务为什么越来越滚动,而且越来越大。固定资产投资第一块是企业的利润加折旧,第二块是政府的财政加上土地收入,就是税收加土地出让金,第三块就是银行的贷款加影子银行,第四块就是直接投资。我们从前的时候不觉得这个东西有什么大的问题,但是现在问题为什么变得越来越严重呢?首先是政府财政收入增速很慢,去年10%,今年只有6%,所以政府自有资金里面突然变得很弱。第二就是企业的利润加折旧,原来是20%的增速,现在10%的增速,所以企业的自有资金也变得很差钱。第三是自由投资,最近几年FBI在中国的投资完全忽略不计,规模还在1000亿美金,第二是因为人民币升值。以前中国没有对外投资,但是去年中国有500多亿美元的对外投资,所以对冲掉了,直接投资几乎可以忽略不计,最后结果是影子银行的压力突然间变得非常大,为什么影子银行这三年内出现巨大的发展,就是因为别人不够了,所以由他来填,如果他不填,整个资金来源就没有了。

我们做一个比较简单的推算,你需要增加债务规模,从前不觉得很重要,但是突然之间发现从08年到2010年之后出现直线上升。因为指数化投资就会带来这些问题,为什么数量增加债务规模变成这样呢?简单来说在从前的时候虽然投资增速很快,但是财务增速很快,企业贷款增速也很快,企业利润增加也很快,所以不需要很高的影子银行。现在这三样东西都不行了,影子银行就起到重大的作用。2012年中国固定资产投资规模是36万亿,其中政府土地出让金以及税收提供了接近8万亿的投资来源,企业固定资产加折旧提供了16万亿,建投提供了1万亿的规模,合起来大概在24万亿多一点,所以2012年来自于银行和影子银行接近于13万亿的大数量。今年如果你维持20%的投资增速,今年的投资规模要达到41万亿,因为财政收入增速只有6%,所以今年财政只能提供8.5万亿左右,企业的利润加折旧今年只有10%的增长,其它没有增长,合计25.5万亿,这个时候影子银行需要提供16万亿。

我们看一下黄色的这个线是怎么起来了,影子银行现在增速接近50%,因为所有其他人都没有钱,只有他有钱,他就是一个黑洞,中央银行要清理影子银行基本没戏,从去年到今年清理影子银行发了很多文件,已经发了8号文,而银行根本不理他,现在理财产品多如牛毛,各种各样渠道的影子银行,你堵上一条路又来一条路,中央银行完全无法防止这个东西。原因就是因为有这个需求,如果把他全堵住了,那地方政府和国有企业就死掉了,就直接裸奔。这些现在不能提供足够的现金流,从政府的角度来看,越是后面修的东西越是不能产生现金流,经济学有一个边际投资收益率递减,我工作以后对这个有太多的体会,前面的政策和后面虽然一样,但是效果千差万别。

朱镕基总理的时候,上海外高桥码头就是在那个时候修的,浦东机场那个时候修的,深圳地区的盐田港都是那个时候修的,为什么当时修这些东西没有产生问题,到了温总理出现这么大的问题呢?原因就是投资收益率递减。因为原来中国是基础设施很少的,所以是产生现金流的,上海港是非常好的产生现金流的单位,上海浦东机场修起来之后有足够的航班,完全没有任何问题,不仅拉动经济增长,而且产生现金流。等到温总理修就不是了,修到甘肃、青海、云南等等这些地方,完全不产生现金流,人工成本涨了,土地成本涨了,水泥价格涨了,车流量也不够。递减到利息都不能覆盖的时候,这些地方就产生严重的问题。

现在对于这个问题,我们的看法是中央政府或者国务院是没有深刻的认识,那些地方都是以10%到14%的利率搞旁氏骗局,借了之后有什么项目可以挣到14%呢?特别是在中西部地区。换届之后,广东省政府提出来在粤投1300亿,把粤北的交通和线路打通,但是粤北没有什么经济来源,你投1300亿怎么办呢?大家都以为高速公路是很肥的部门,他们上次搞了一个调研,现在再不提高速公路问题了,高速公路的负债触目惊心,属于一辈子都还不起,按照目前永生永世都要收费收下去,不可能停下去,因为负债如此之大,大概有1万多亿的负债,怎么能够把那个东西还掉呢?大家希望过十年或者二十年,高速公路会堵起来,实际没有那么多人。

我自己的看法,这个杠杆见底之后,就没有办法主动去杠杆,然后不停借钱去还,虽然经济增速特别低,但是利率水平特别高,因为那些人借钱的时候没有考虑资金成本,因为人家没有考虑还给你。

下面介绍一下怎么解决这个问题。起码到目前为止,虽然大家对新政府给予很高的希望,但是没有看到一个非常好的思路来解决这个问题,最后的结果主要提出来一是结构性改革,二是债务转移。结构性改革韩国政府做过,因为韩国从很高的负债变成很低的负债,我们看看韩国是怎么做的。韩国在1997年之前有80%几的负债率,他其实做了私有化,亚洲金融危机发生之后,意识到政府控制的企业有非常严重问题,然后把他们的资产变卖,就还掉银行的钱,让私人部门控制他,因为私人部门重视盈利,然后慢慢把杠杆降下来。

韩国原来有1000家国有企业,大概有70多家公司很快被私有化掉,我们90年代也私有化,但是韩国的私有化主要是卖给一些大企业,包括韩国电力、韩国通讯、韩国烟草、韩国煤气,所有韩国的企业看一下整个投资增速,到02年前后掉到了零增长。因为不挣钱,私人企业不喜欢很高的杠杆,不挣钱的时候就不会投资,所以整个杠杆就会慢慢掉下来。我们看韩国企业ROE的情况,1998年之前韩国企业的ROE和中国国有企业是伯仲之间,都在6%到7%的水平,所以一发生危机就垮,杠杆又高。但是1998年之后ROE慢慢起来,高的时候接近20%,所以韩国所有伟大的公司都是1998年产生的。

三星我们当时知道这个公司,但是当时没有认为是伟大的公司,因为1998年三星是做手机和电视机,那个时候用三星手机肯定是老土,当时是诺基亚摩托罗拉的天下,估计和中国的厦华差不多。当时电视台夏普、索尼飞利浦才是高档的,现在三星超过了苹果的价值,而三星的电视机基本上在全球可以说是独一无二的。三星在韩国其他领域,韩国最大的证券公司也是三星的,韩国最大的保险公司也是三星的,他变成非常庞大的企业帝国,如果没有这个改造就没有后来的三星。韩国另外一家非常厉害的公司是现代,在1998年之前我们也知道现代是做起重机械、港口机械,还造一些汽车,当时没有人认为是高档的,当时开现代汽车是很丢人的事情。现在现代汽车在全球已经是二流的汽车企业,北京和现代合资的公司已经是很好的公司了。98年之前现代造船和欧洲、日本差得很远,但是目前是全球顶尖的造船企业。他经过改造之后,企业有活力之后,这个国家的经济自然好起来了。如果微观里面都是不健康的,宏观的7%毫无意义。

韩国做的本质就是私有化,我们目前会不会做呢?如果你再考虑到韩国整个企业的负债下降,我们知道ROE上升比我们看到的要更好。为什么呢?因为杠杆下降了,原来有息负债到98年是40%多,05年降到21%,韩国企业把负债率下降了一半,把盈利能力提升了3倍,所以会产生那么多好的企业,然后经济就更健康,这就是一个微观非常成功的改造,现在对我们最重要就是这件事情。中国政府会不会做这件事情,我接触的人比较多,每年都会拜访社保、央行这样的机构,目前没有这个迹象,起码他们是摇摆不定。总的来说,他们目前的想法是非常奇怪的,讲是讲盘活存量,鼓励私人,很多人在研究中国债务总量问题,他们认为没有问题,中国债务总量是合适的,问题是在于国企和地方政府异常高,中央政府一直想把一部分的国企债务、地方政府债务怎么搞到私人手上去,这是他们目前一心想做的事情。因为债务总量不高,怎么把债务搞过去,他们天天琢磨国企和地方政府不再投资了,然后私人企业赶紧把投资的大旗拉过来,私人企业把杠杆拉上去,国企和地方政府的杠杆降下来,这样比较合适,这样经济增速不会降下来。但这纯粹是你一厢情愿,私人企业怎么把政府的杠杆顶着呢?私人企业不愿意投资,而政府部门想不投资都不行,因为不投资就马上死,如果借钱还可以延一点,等下一个人完蛋,这中间没有桥梁沟通起来,就变成这样的情况了。中央政府还是希望能够让这两者之间通过放松私人投资的管制把这个接过来,我个人看法这是一厢情愿的事情,很难做得到。

另外一个想法是什么呢?就是债务转移。最近受到了非议和挑战是比较多的,所谓债务转移希望通过城镇化把总需求拔高,通过总需求拔起来,把现在的过剩产能消除,把企业的盈利提高,把债务弄掉,所以城镇化这个事情为什么从去年以来一直在反复不断讨论和研究这个问题呢?我们最早知道城镇化这个想法是去年8月份,突然之间有一些跟新总理比较接近的人到一些大型金融机构路演,介绍关于城镇化这件事情。我们当时也去听了城镇化,非常不理解,那个时候讲了一下,后来他又给整个行业出了一个题目,怎样实施新型城镇化,大家各自回去做一个命题作文。你提反对意见就属于相对比较另类的,因为我就是提反对意见。我认为新型城镇化这个东西弄来弄去不会弄出太好的结果。

第一个,城镇化为什么会发生呢?简单来说是因为劳动生产率的差异所产生,没有工业化就没有城镇化,为什么会出现城镇化呢?是因为工业的劳动力比农业生产率高,所以就从农村转向城市。中国从秦代到清代都没有发生城镇化,因为没有工业化,所以不存在生产率没有高的部门,所以不可能吸引其他地方的人过来。直到出现了工业化之后,然后才产生城市化,所以任何国家的城市化过程都是和工业化相关,而且过程都是伴随着工业化的结束走向尾声,每个国家城镇化的基本都是S型,美国也是如此。同样的道理,当工业化进入到尾声的时候城市化率有变慢了,就是工业生产率提高很慢,美国制造业劳动生产率不见得比农业生产率高,所以美国农业工人不会工厂吸引过去。当城镇化率接近尾声有一个特点,就是制造业的比重会下降,这个时候第三产业比重会上升。我们看美国的情况就是这样,比如像日本城镇化快要接近日本的时候城镇化比重是下降的,比如韩国第二产业比重是下降的,原因是已经快不过了农业了,所以这个时候城镇化变慢了。

中国目前制造业占GDP的比重也在下降,中国看起来城镇化曲线不是S型,而是一个斜线,不是因为中国城镇化弄错了,而是因为国家统计局造假。有一个反向的图,中国农业人口数量,农业人口下降的过程就是城镇化率上升的过程,中国农业人口下降和全世界是一样的,所以中国城镇化率上升就不是45度,一定是先慢慢,然后突然陡上去了,但是统计局这是一个矛盾的数据。中国2020年前后出现了非常剧烈的城镇化进程,中国城镇化率很低,只有5%,我严重怀疑,因为我本身是农村长大的,现在有时间还是回到农村。我住的地方是湖北中部,离最近的县城都要40公里,非常偏僻。我们村里城镇化率的状况介绍一下,我小的时候,因为湖北是丘陵地带,没有办法形成大村落,只有7户人家住在一块,在我读小学的时候7户人家总共有46个人,都在那里住着。我去年回去的时候,7户人家还有9个人,不是一个个案,我到旁边所有的村里都去看过,这是这个样子,所以我根本不相信他们说中国还有好几亿劳动力在城市里,没有吸引到城市里,还存在一个巨大的空间,而且没有一个40岁以下的,村里没有一个小孩,因为村里没有小学了,只要有一个孩子要念书必须搁在镇里面,这是最起码的。9个人里面有5个在60岁以上,4个在60岁以下,而且今年有一个得癌症,估计活不过明年,就剩8个。

而且中国农村的机械化程度比他们想象得高多了,在我们土地坑洼不平,有90%的耕作是用机器的,因为根本没有人,然后有90%以上的收割都是用机械,只不过是租的,别的村里有人买了一台大型机械,大家收割的时候就租过来。他的机械化程度已经很高了,很多经济学家都认为存在1000多万,每年对中国GDP的贡献,我认为是没有这个东西的。而且他们目前反对的声音比较大,最近又认为我们城镇化不是搞机械,是人的城市化,这个东西你跑去跟村长说,我们城镇化使搞人的城镇化,哪个村长能够听得懂,哪个县长听得懂,哪个镇长听得懂,他们只知道搞城镇化就是中央政府给咱们钱,就是让咱们建东西。我们怎么建东西呢?我回我们地方是贺国强在那里蹲点,我们县水利局局长正好是我们村的,所以他修渠道,本来渠道是好好的,他修得跟马路一样那么直,花了很多钱,因为中央投入在水利建设,就拿那笔钱建那个东西,但是支流渠道不修,其实那个土地全是荒芜的,但是贺国强走过去的时候就觉得很爽。我们把水利投资钱要投掉,所以是这么干这个事情的。你说如果中央政府把这些钱投到下面去,基本完全没有人监督他们,你以为有审计部门,等到乡、村、镇的时候需要多少审计人员呢?我们小学同学、初中同学在县里都是干这样的地区,咸宁地区开发总公司的领导就是我初中同班同学,他搞工程发包,每次修公路、修水电项目到他手上,就找一些同学和亲戚发包,然后一起赚钱。虽然在山区,但是他的孩子初中就到美国去了。中央说本地不能发包,这个感觉有用,但是没有用,他跑到黄冈地区,兄弟,你的项目给我,我的项目给你,还是一样的。最后你审计,还是老样子。你讲人的城镇化,如果你没有一个非常完善的制度监督,结果这些钱的投资效率极度低,不产生现金流。但是好处对钢铁、水泥企业是短期的拉动企业,过了这个效应之后就没有了,就变成政府负债。如果没有弄好,最后把企业的债务转移到政府身上。

目前把工业搞到小城镇里去也有问题,目前存在的劳动力绝大部分都是50岁以上,50岁以上农民不适合在制造业上干活,他其实要的是年轻的农民工,在小城镇里面制造业发展一下,我们那些地方有很多制造业迁过去,但人家的目的就是在县城拿地,随便雇几个人,等到地升值把地卖掉,并不是发展制造业。我们县城工资工人水平不会差很多,所以浙江打工如果要3000块,我们县城要2000块,还要考虑到运费和投资环境,所以不合算,他们就是在占地,这边投资亏点钱没有关系,他们是这样来弄的。我不认为城镇化最后能有多大的作用,如果最后没有弄好,就是政府负债大幅度跃升。现在政府负债比较低,但是通过城镇化转移,政府负债会达到非常高的水平。这条路能走下去的概率不是很高,真正能走下去是第一条路径,但他们可能没有想好,就是结构性改革没有想好。目前第二条路径,最近的分歧很大,所以城镇化发展纲要一直没有推出来,一直在改,但是如果万一经济增速到今年四季度降到7%,他还是有可能会推出来。毕竟发改委现在还在做这个东西,所以推出来的概率还是很高。

经济增速之谜

最后介绍一下大家对经济增速的认知。所有人在写报告的时候,不管这边的科研机构,还是国务院的经济研究中心,都认为未来七年或者十年中国经济增速维持在7%到8%,我完全不能同意这个结论。未来就应该在5%,这才是有可能性的,而7%这种可能性是没有的。为什么7%这种可能性没有呢?首先第一个,我们来看一下现在经济维持在7%的水平,经济学家编了一个七上八下,意思就是当七的时候上升,当八的时候就下降,所以就维持在7%到8%之间。在经济学的逻辑上这是不符合的,经济学上从来没有一个国家可以维持在7%到8%的区间里维持十年。我们都学过宏观经济学,都知道投资加速器的原理,投资要么自我加速,要么自我减速,最不大可能匀速,万物都不能匀速运动,这是非常重要的事情。大家如果看索罗斯所谓的正反馈和负反馈的理论,本质上就来源于宏观经济学的投资加速器原理。我们现在看目前是获得负能量向下反馈,这是目前最基本的情况。

比较大的问题是出口,我们一直在做研究,很多人都说人民币升值对汇率没有影响,是有影响的,只是时间比较长。现在我认为拐点已经来临,人民币今年以来一直处于升值状况,这也是非常反常的情况。如果我们知道它的背景就不反常了,因为从去年以来,中央政府在整个金融体系的改革里面主要有三个大的目标。第一个大的目标是人民币汇率的国际化,这是所有目标中的首要目标,第二个目标才是利率自由化,第三是市场准入,金融管制放松和市场准入,其中核心目标是人民币汇率国际化。

从去年下半年以来,我们可以看到所有领导出访都有一个很重要的事情货币互换,这是推行人民币国际化非常重要的手段,包括和英国最近搞的非常大规模的货币互换。他们在今年某个时候讨论,把人民币汇率的浮动区间扩大到7.5%,让人民币成为国际性货币。但是我们知道没有一个国家的货币是在汇率下跌的时候中完成国际化,因为下跌的话没有人有需求,如果贬值的话就没有人愿意和你互换,所以人民币就得维持升值的态势,这是基本的背景。这和外贸产生很大的冲突,我们可以做一个研究,美国进口的商品里面来自于中国商品的比重,同样做欧洲的情况也可以,欧洲进口商品里面来自于中国的比重,这代表了中国的竞争力,中国从加入WTO以后中国的竞争力非常强大,原来在01年在美国只有8%点几,但是加入WTO之后一直上升到2010年18.9%,跟美国相同的国家是墨西哥,90年代有一个北美自由贸易协定,墨西哥是占便宜的,所以墨西哥在美国进口商品占比11%,但是他的商品仍然没有办法竞争过中国,所以比重是下降的,一直下降到2008年10.2%,现在上升到12%,中国从2010年下降到17.7%。我最近看到墨西哥有一个计划,他的计划是希望再到2015年把中国在美国的进口商品压缩到14%,而墨西哥涨到14%。这显然是因为墨西哥看到了中国商品的竞争力在下降,所以我们现在可以维持这样升值的态势对于中国出口肯定是负面的,所以中国出口增速一直往下走。

第二个因素,关于消费的问题,消费大家都有很高的期望,实际最近中国消费这两年出现明显的下降。有两种解释,一种说是周期性,因为最近两年经济不好,收入增速放慢降下来了,如果是这样的话问题还不大,因为只是周期性的问题。另外一种解释是结构性的,如果是结构性的话问题就相对比较严重,我们知道收入是劳动人口的增速乘以人均收入的增速,人均收入的在增长,但是劳动人口的增长没有,今年劳动人口是负增长,所以整体收入增速变得非常慢。以前既有劳动力的增长,又收入的增长,所以很快,现在只有收入的增长,没有劳动人口的增长,所以这是负的。总收入有变慢了,如果这样的话就是结构性变化,体现在哪些行业里?非常典型的一个行业,如果大家有商业关注点,去年以来运动品牌,很多人认为运动品牌的发展是因为战略有关,其实不是的,因为运动品牌的使用群体主要是25岁以下的小孩,而中国25岁的小孩平均每年数量跟十年前相比每年少掉700万,25岁以上很难去买匹克、乔丹、李宁这些东西。最近青少年比80年代出生少掉700万,即便用的运动品牌多,但是因为人口巨大的劣势,所以会导致运动品牌出现很大的问题。另外一个就是你看每年铁路春运的数量,中国还在拼命建铁路,但是春运客运总量从每年20%的增速降到6%,这一定是因为人口流动快接近顶点造成的,你还是拼命建铁路,意味着以后这些铁路拥挤程度会大大缓解,对铁路来说不是好事情。

第三个因素,核心问题就是投资。我基本看法投资这个东西20%不可以维持住,所以投资最终的结果一定会掉到10%的数量,如果这样的话,你会未来十年里面看到这样一组构成,10%左右的投资增速、10%左右的消费增速,2%到3%的出口增速,这样的增速对应的是7%到8%的经济增速,这我完全不能相信。我认为对应应该是5%左右,也许有个别的年份向上摆动到7%到8%,如此而已,有个别年份到3%,现在到2015到2016年就是中国经济增速跳跃的过程,就是从7%到8%,就是大家公认的东西掉到5%到6%,就完成这样的过程。如果我们处理得当是没有任何问题,因为经济下降并不是天塌下来的事情,所有国家都面临这样的问题,1998年之前韩国经济增速是8%,1998年之后是4%,没有人说现在的韩国比1998年之前差,问题是在这个过程中不要出现系统性金融危机,如果因为危机出现,像90年代后半段就出现了系统性金融危机。

我印象中80%的信托公司最后破产,只不过当时规模小,很多人没有感受,现在信托公司都是后来成立的,银行系统基本都处在破产边缘,平均不良贷款率在24%,本金早已经被消耗掉了,保险公司在1998到1999年,所有保险公司都处在破产边缘,因为保单都是17%到18%。大家现在觉得房地产从来没有跌过,实际1993年陆家嘴的房子开盘都是8000多,到了1998年普遍是4000块钱。如果重演的话是不行的,当时房地产市场刚刚起来,规模很小,信托也是很小,保险规模也很小,当他出现这个问题的时候是很容易控制得住,只要中央政府出兜住。现在房地产规模接近100万亿信托到今年年底估计也有十几万亿,保险规模也有20万亿,银行规模100多万亿,这个时候往下跳跃的过程中发生系统性风险谁都控制不住。如果你不想办法来改造这些事情,它只是时间问题。

这是我们为什么对经济比较悲观的原因,所以在投资我们非常谨慎,对资本市场一直非常谨慎,逻辑就在这里。我今天就介绍这么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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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来十年中国经济面临两大陷阱
张明
 
作为30年经济快速增长的结果,中国的人均GDP在2013年突破7000美元,中国已经正式进入中等收入国家行列。然而,过去的高增长并不必然意味着未来的高增长。从世界经济史来看,二战以来,全球范围内有很多经济体都成功地由低收入国家转变为中等收入国家,但只有很少的经济体能够由中等收入国家转变为高收入国家。剩下大多数国家在过去五六十年里一直停留在人均收入5000美元至1万美元左右的区间里,这些国家被称之为陷入了所谓的“中等收入陷阱”而不能自拨。例如,几乎所有的拉丁美洲国家,都被认为遭遇了中等收入陷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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