饶毅教授最近在其科学网博客中，直言不讳地贴出了他在项目评审中的一个评价，“您项目的专业领域相同于目前科技部部长，恐怕不少人认为万钢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有史以来领导水平最差的科技部长。”这句话，连同另外一句针对另一项目的提问“您今天来竞争的是研究支持，是否应该只展示研究相关的力量？如果习近平访问贵单位的照片可以用来影响在座的委员会成员的决定，那您不妨请他直接批经费给你们，不用我们评审投票”赢得了满堂喝彩。在我的微博上，我也转帖了这两句话，并冠之以“骨气”这一赞誉。

但赞归赞，作为学者，我们对现象背后的缘由却不得不做深入思考。

为什么在“创新成绩处处见”、“创新雄心日日高”、“创新投入年年涨”——2012年中国研发经费已经超过1万亿元人民币，其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例已经超过了欧盟的平均数（1.98%对1.96%）——的情况下，“不少人会认为万钢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有史以来领导水平最差的科技部长？”

难道，这仅仅是饶毅教授的个人偏见？众所周知，饶教授与鲁白和仙逝的邹承鲁先生一起，早在2004年发表在Nature的Voice of China增刊上的评论文章中，就提出取消科技部一说。几年后，已经全职归国的饶毅再次与施一公联袂在Science上发表《中国的科研文化》一文，批评科技部主导的一些大项目没有按照真正的科学择优原则推动科技发展。

但这些并不能成为证明饶毅偏见的理由。且不说他的学问和人品在科技界有口皆碑，即便就算对科技部有偏见，也不能表明万钢部长本人领导水平最差，毕竟科技部又不止万钢一个正部长（饶毅本人也提到，提此问题时头脑中浮现1950年代领导国家科委的聂荣臻，及1970年代以后的方毅、宋健、徐冠华）。

那么该如何理解这个“领导水平最差”的印象呢？ 既然谈的是有史以来科技部长（科委主任）的领导水平，那就很有必要进行历史的考量。应该说，饶毅提到的聂荣臻、方毅、宋健和徐冠华等人（还必须要考虑徐冠华的前任朱丽兰）在其任内，推动了两弹一星、人工胰岛素、科技界的拨乱反正、863工程、973工程以及载人航天等方面的突破。这些成果，绝大多数都属于零的突破。

但如果以此而论，评论万钢部长“领导水平最差”恐怕有失公允。自2007年万钢主政科技部以来，中国科研经费激增（当然，这不是科技部所能决定的，但更高层的决定也必须要以科技部的政策草案为基础），重大项目频繁启动，“嫦娥揽月、天宫摘星、蛟龙探海”这类重大成就更是不时见诸报端。

仔细想来，其实“嫦娥揽月、天宫摘星、蛟龙探海”这些重大成就与聂荣臻等领导的两弹一星，并无本质区别。其核心，都在于集中举国之力，实现了重大的、关系国计民生的技术（注意，不是科学）突破。不同的是，在聂帅时代，中国一穷二白，一切真可以说从无到有。而在当今，中国已经跃升为世界制造业和外贸第一大国，按照世界银行的购买力平价指标来衡量，实际GDP甚至超过了美国成为世界第一。

而这种国力的差距，对于科技发展而言，实际上意味着微妙而重大的差别。在1950、1960年代，一穷二白的中国在技术发展上的要务，就是集中国力在重点领域从无到有实现技术独立，至于基础研究，则并非科技部长（科委主任）关注的焦点。然而，进入21世纪后，在市场经济已经向社会各处渗透之际，固然中国仍然在很多技术上有待赶超，但继续集中国力，以举国体制，通过大规模工程试错之举来实现技术赶超是否仍然是一英明之举，则有待商榷。

而在基础科研领域，按照组织大工程项目的方式启动各种重大专项来实现突破或跨越式发展，则普遍被认为有违科学鼓励自由探索的精神原则。既是追求工程式突破，当然就需要有工程式的诸如绕月几周这样的明确目标。而科学之自由探索本来意味着并无既定的明确目标。这也就决定了举国体制的大型基础科研项目，不得不把验证和扩展一些已经发现的科学问题作为目标。已经有人指出这样的研究，尽管适合发表大量论文，但原创不足，在此不赘述。

由是观之，不是万钢主持的科技部不如以往的历届科技部（科委）更有成绩。恰恰相反，在可支配资源得到极大提升的当下，本届科技部取得了更多更广泛的科技成就。但在当今条件下，这些成就在技术上是否为市场所亟需，在科学上是否取得足够多的原创性突破这样的问题则显得更为突出。对于科技部政策覆盖的科学家们而言，对这样问题的反思也就更容易转化为他们对科技部领导水平高低的感受。

除了科技成就和科技项目外，另一更为直接的引发科技工作者对科技部领导水平有明确感受的因素，则是科研管理体制。举国体制之下的大型项目，意味着集中化和官僚化的管理。本来，绝大多数科学项目都具有高度不确定性、经费使用细节不可预期这类特征，这种情况往往与管理官员事无巨细的列出预算的职业喜好本质矛盾。现代科学的发展通过科学界的自治解决了这一矛盾。项目该花多少钱，科学家们的小同行大体有数，而小同行往往会成为彼此的基金项目评委。

但经费大幅度增加、实施细节各方都无经验的重大科技项目，则打破了这种科学界自治的惯例。而重大项目的评审不透明、参与者局限在精英小圈子中这些屡被普通科学家诟病的毛病，只能让客观超脱的同行评议的梦想更遥不可及。最近一段时间来，就有浙江大学负责水体污染治理科技重大专项的教授陈英旭因贪污945万余元被判处其有期徒刑10年。紧随陈英旭，原北京邮电大学软件学院执行院长宋茂强，也被法院一审判处有期徒刑10年6个月。稍早，中科院的院士候选人段振豪因贪污130万余元科研经费，终审获刑13年。

几乎可以想见，陈英旭、宋茂强和段振豪等绝不是最后的东窗事发的重大科研项目负责人。相对于国家在宏观层面的科技政策，短时间内这些科研大腕们相继铃铛入狱很显然容易让人联想到科技部门领导水平问题。

不仅如此，科研项目越是重大，可支配资源越是集中，科学界的升斗小民门往往越是把眼睛擦得雪亮，关注参与项目是否是精英小圈子们的特权。如果说人们对不担任行政职务的一些大腕获得项目尚难以直接挑出毛病，那么他们对于科技界的首长们亲自担纲诸如电动汽车发展等重大项目，则更容易怨气频生。自然，这样的怨气也会把矛头指向首长们的领导水平。

如此可见，导致饶毅教授们“认为万钢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有史以来领导水平最差的科技部长”的原因，既非现任科技部成绩差于以往，也没有直接证据表明现任首长自身领导能力欠佳，而实在是因为物转星移，当今的中国已经不再是需要举国体制缔造“两弹一星”的中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