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照“福利养懒人”这个市场原教旨主义的规矩，北欧的“福利国家”应该是最多懒人的地方。但事实并非如此。我们不妨通过北欧国家和美国就业保障制度的对比，来看看完善的福利制度如何“养出”更高素质的劳动者。

　　美国的传统制造业，瞄准的是大众市场，采用大规模生产的“福特体制”。“福特体制”的特点是标准化、流水线化，不仅每个部件都可以随意替换，工人也可以随意替换。工人所从事的是简单重复性的工作，其功能近乎一个机械手，不需要太多的训练，有“普通技能”大致就可以应付。与之相对的，是精品生产，瞄准的是所谓“利基市场”(nichemarket)，或称“缝隙市场”“小众市场”。特别定作的高端产品，批量甚小的特殊产品，乃至生产消费品的特殊器具、机械等等“生产性物资”，都属于这类。这样的生产模式，所要求的技能非常精深，职工必须具有处理生产过程中各个环节中的问题的能力。介于两者之中的，则是多元化的大规模生产(DMP:diversifiedmassproduction)。这种生产仍然面对大众市场，保持很大的批量，但比较灵活，可以针对用户的需求随时根据产品的原型进行修改。日本的汽车业和电器业大致就属于这种模式。

　　美国的体制，鼓励少数人拔尖，有一个相当规模的创造阶层。这些人不管从事哪个行当，都有通才教育的背景，视野开阔，创意充足，不受本专业传统模式的限制。因此，美国每能领导突变式的变革。乔布斯就是这方面典型的弄潮儿。同时，这些聪明人能够设计出傻瓜都能操作的大规模生产程序，减少了对高级技术工人的依赖。一旦工人如同随时可替换的部件一般，企业就随时可以“外包”到低薪国家，在全球化中表现得异常灵活，但也导致了工人的价值越来越低，导致了所谓“冲向底层的竞争”(racetothebottom)：既然中国工人能干美国工人的活儿，老板凭什么支付美国工人的高工资?如果印度工人拿一半钱就能干中国工人的活儿，中国工人的工资也过高了。美国制造业在“中国制造”的冲击下风雨飘摇，在很大程度上也是出于这个原因。

　　德国、北欧等发达国家，则不仅不怕“中国制造”，反而把“中国制造”看成是自己的机会。与鼓吹贸易保护主义的美国工会相对照，北欧的工会，大多欢迎全球化的竞争。德国的各种精密仪器、机械，则是“中国制造”的基本工具。德国人骄傲地宣称，中国固然是“世界工厂”，但这个“世界工厂”是德国的公司建造的。这就使德国制造业成为“中国崛起”的赢家。这里的根本原因是，在德国、北欧的生产体系中，工人(特别是高级技术工人)绝非随时可以替换的部件。许多产品，除了这些工人外谁也作不到一流的水准。采取终身雇佣制度的日本，大致也是如此。

　　不妨举几个例子。2012年10月底美东飓风前夜，我从电工那里订购了便携发电机，是个美国牌子，噪音很大。我问：“有安静点的吗?”答：“你愿花那个钱，就买本田。”这台美国牌子的900美元。本田多少?上网一查，同等能量的，一种2700多美元，一种4000美元。本田的牌子，放在汽车上是个平民牌。但从割草机到私人飞机，沾上“本田”这两个字就贵。几年前买加湿器也有同样的经历。买美国的牌子，100美元以下肯定下来了。但噪音大，在琴房、卧室难以使用。换个德国牌子，白天几乎听不到声音。但一台要400美元。同样是常用消费品，美国往往经营廉价的大众品牌。德国则专精于小众的高端产品，利润边际大得多。我曾为此事问过搞工程的朋友。对方解释：机械加工的精度，只有德国和日本等几个国家能达到这样的一流水准，人家的技工是十年磨一剑的功夫，好像祖传的一样，美国那种粗犷的流水线生产，大多对此望尘莫及。由此也不难理解，美国人也可以搞出几款豪车，但缺乏足够的技能资源在高端产品上全线出击。你装个空调，安静的高端产品几乎一色的日本品牌。美国产的窗式空调噪音往往很大，难以进卧室。

　　那么，德国、北欧、乃至日本的制度，是如何鼓励企业培养职工的专精技能呢?各国的模式虽然有所不同，但大凡不出如下三大福利要素：就业保障，失业保障和工薪保障。就业保障，非常类似于我们所谓的“铁饭碗”，如日本的终身雇佣制度。德国企业，则通过“工作委员会”中的职工民主事实上保证了职位的稳定性。失业保障，主要是使失业人员能够在相当长的时间内维持近乎原工资的收入。这在北欧国家最为发达。工薪保障，则是保障掌握某一技能的人才，无论在哪里工作都能获得法定水准的工资。这三个因素，构成了强大的福利体系，不仅没有“养懒人”，反而激励职工精化自己的技艺。

　　首先看公司专用的技能。这种技能的生成，特别依赖于就业保障，即员工不会遭到解雇。越是专注于小众高端市场的公司，其应用的技术往往越是专精、适用面越狭窄。高级技工掌握相关技术需要相当长时间的磨练。一旦掌握，这样的技术也只能在本公司内运用。如果离开这家公司，这些技工就无法依靠这样的专门手艺吃饭，只能靠人人都有的“普通技艺”，也就是成为一名非熟练工人。所以，技工们在决定把自己的青春投入一项狭窄精深的技艺时，必须知道使用这种技艺的公司靠得住：它不仅会长期雇佣自己，而且将支付可观的薪酬。从这个意义上看，职工决定全身心地精研公司所需要的专门技术，实际上就是在公司的技术资产上进行投资。公司只有保障了这种投资的回报，才能一代一代地不断吸引新的投资。经济萧条时解雇几个员工貌似削减了开支、增加了效率，实际上是削弱了公司的技术资产。

　　接下来是行业专用技能，这种技能的生成，更依赖于失业保护。一般而言，德国、日本比较注重就业保护，即公司对骨干员工多提供“铁饭碗”。北欧“福利国家”，则更注重失业保护。这种失业保护有几个要素。第一，失业者可以长期享受福利，不会有短期生存危机;第二，福利的“工薪替代率”相当高，失业的人拿到的福利经常在原工资的80%左右;第三，失业者有权选择“适当的工作”，拒绝那些和自己的技能、工资水平不相符的工作。比如，你作为一个高级工程师失业了，有个普通技术人员的空缺，你可以拒绝接受，继续领取失业福利。因为你此时的福利，如果按原工资的80%算，可能高于一个中层职位的全薪。同时你也不必去干低于你技能水平的工作。在这种体制的保护下，职工虽然没有终身雇佣，没有“铁饭碗”，但失业后可以靠80%工资水平的收入坚持很长一段时间，并有着专业进修等许多提升技能的机会，犯不上被生存情势所逼而屈就一个低薪的工作，日后可以在本行业找个同等的甚至更高薪的工作。这就有效地保护了行业技能资产。

　　德国、北欧的体制虽然在就业和失业保护上各有侧重，但都共享着另一特点，即工薪保护：同一行业的工薪，往往是全行业工会和雇主协会统一讨价还价确定的。结果是，你在某一行业干某一种工作，无论在哪里都是一样的工资。你不要指望跳槽而长工资，除非你的职位级别升了。不过，你的职位级别，往往是由行业内的权威证书所界定，不能由公司随意乱定。这种薪酬制度最大的一个功能，是保证在经济衰退的情况下，哪怕同行业中有大量的失业，许多人愿意接受更低的薪酬，所有企业也都必须维持高标准的薪酬，除非工会和雇主协会达成新的协议。在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家看来，这是人为地把薪酬抬高到市场价值以上，增加了劳动力成本，降低了企业的竞争力。但是，福利制度则另有逻辑：这种工薪保护，使每位准备进入新行业的年轻人都能够计算出一个理性的预期：培养自己技能的成本是多少，掌握这种技能后，一生的总收入大致是多少。这样的确定性，鼓励更多的人进行技能投资，增加了社会的技能供给。在“福利国家”人们经常说的是：低薪是缺乏竞争力的企业的保护伞。支付不了高薪的企业应该被市场淘汰。这就像我们那个引体向上的比喻一样，真正的壮汉，是能够负重拉起自己的身体的人。（薛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