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久前，一批日军华北甲1855部队的老照片现身华辰拍卖。这批老照片，共计165张。照片全部粘贴在一个硬纸板相册中，由于年代久远，不少照片已经发黄，但绝大部分照片品相完好，图中人物表情、服饰都非常清晰。

　　部分照片显示有大量带有“十字”标志的物资，可见不少日本军人和外穿白大褂、内穿军装的男子。其中一张照片以实验室为背景，人物背后摆满了实验器具，文字注解为“于北平天坛野战防疫部”。

　　一名身穿日军军装、军衔为中尉的男子在这些照片中出现了七八次，有与同伴合影，也有举着试管、嘴角上扬的“摆拍”工作照，还有大量与天坛合影留念照片。

　　不少照片下面都标注“北平天坛”、“天津东站送行”、“京都陆军病院出发17人纪念”、“卫生材料”等字样。

　　根据照片文字说明，华辰拍卖行确定照片属于日军侵华时期在天坛的活动照，根据史料记载，当时驻扎在天坛的即为华北甲1855细菌部队。

　　这支部队于1939年被日军以“防疫给水”的名义设立在北京天坛神乐署。

　　据史料记载，该部队与731部队一样，培养鼠疫菌、霍乱菌、伤寒菌等恶性传染病菌，进行了大量人体实验。战后日军迅速销毁了全部资料，这支部队一直鲜为人知。

　　这是国内首次出现这支部队的影像资料。这不仅是这支细菌部队存在的“铁证”，也对日后的研究有着重要价值。

　　“照片应该属于私人照片。”华辰拍卖工作人员介绍，照片从日本征集而来，应该为这位“日军中尉”的私自拍摄，战败后带回日本，一直藏在日本民间。

　　据介绍，照片几经易手，原日本藏家的后代也不太清楚照片的历史意义，只知道是“一支比较特殊的医疗部队，在中国天坛活动”。

　　华辰拍卖公司去年开始从全球征集日军侵华影像资料，藏家愿意出让，最终又回到中国。

　　专家证实照片属日本在京细菌部队

　　笔者分别约请河北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原所长、研究员谢忠厚和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院抗战史研究专家武月星、杨若荷教授分别对照片进行鉴定。

　　这三位专家均为该领域的权威专家。

　　在看完所有照片后，三位专家均认为，根据照片所拍摄的场景和文字说明来看，可以确定就是华北甲1855细菌部队的活动照片。

　　谢忠厚研究员介绍，照片有明显的天坛神乐署内外标志，符合日军华北甲1855细菌部队身份。照片中有军人、有大量的医疗活动，可以证明为“军医”，一些器械或许用于消毒。

　　“即使在当时，这支部队也非常神秘，并且防守森严，其他人不可能进入其中拍照。”谢忠厚研究员介绍，在侵华期间，只有“防疫给水部”占据天坛，由于任务特殊，并且本身也非常危险，其他部队不可能进入其中。

　　上个世纪90年代，武月星教授曾经到日本博物馆搜寻日本侵华的画册、相片，淞沪会战、南口战役、长城抗战等都有不少影像资料，但是没有任何细菌部队的资料，日本细菌部队似乎从来没有存在过。武月星教授认为，这次发现的照片可以填补国内对日军驻华北部队研究的空白。

　　谢忠厚研究员研究日军华北甲1855细菌部队已近20年时间。他说，日军华北甲1855部队在华北地区还有多个分支机构，山西、济南的分支机构还有少量零星实物资料，唯独北京本部没有留下任何实物、资料，这些照片的历史意义非常大。

　　对于照片中并没有明显的日军进行细菌实验或者人体实验的内容，谢忠厚解释，日军当时进行的实验非常机密，职位较高的军官才能看到，并且要求“阅后即焚”，日军纪律严明，这位中尉很可能不敢拍摄。

　　但是能有这支部队的活动照片也难能可贵，可以佐证当时的日军细菌部队存在，也为日后的研究打下最有力的基础。

　　天坛“侵华日军细菌部队遗址”

　　从天坛西天门进入后，沿着围墙，经过数百米长的石路，就到达神乐署大门。神乐署原是专司明清两代皇家祭天大典乐舞的机构，目前主要用于展示中国古代乐器。

　　神乐署总平面呈东西长、南北短的长方形，为两重殿宇的三进院落，其内两个大殿前方为凝禧殿、后方为显佑殿，如今各建筑均已经修葺一新，丝毫看不出战争的痕迹。

　　大门东南方的围墙上长满爬山虎，在爬山虎掩映下，一块刻“侵华日军细菌部队遗址”几个字的汉白玉石碑仍铭刻着那段历史。

　　石碑对日军华北甲1855细菌部队进行了简单介绍，并指出这支部队曾经在天坛外坛以野战供水和传染病预防为招牌，培育鼠疫细菌和跳蚤，进行细菌武器研究，还曾经用中国人进行“活体实验”。

　　神乐署工作人员大部分都知道这里曾经有日本人活动，但是没有见过任何实物，“没有其他东西，日本侵华时的建筑也早已经拆完了。”

　　北京市政协委员、北京市文物局原局长孔繁峙介绍，在2002年—2004年天坛修缮过程中，为了恢复原貌，一些现代建筑被拆除，包括一批日占时期建筑。当时在拆除日占建筑时，曾经出土一些零星的试管，基本上可以判定为日军埋藏在这里的，但是并没有其他影像资料。

　　天坛管理处文物科武裁军先生确认一些老照片拍摄于天坛，甚至能够填补天坛研究史料的一些空白。

　　看到这些老照片，一位年长的工作人员脱口而出：“这里是显佑殿！里面是玄武大帝像。还有这里是后殿，相片里的槐树还在。”

　　工作人员带着笔者来到“日军中尉”摆拍照片的显佑殿，虽经多次改造，但是还可以看出殿内轮廓。在显佑殿后方，照片中的槐树仍然郁郁葱葱，历经70年，槐树已经粗得两个人抱不过来。

　　在神乐署院墙外，还有一些居民区，笔者寻访时，一些老人还记得日本人曾经在天坛搞细菌实验一事。

85岁的居民赵秀文是新中国成立后北京大学药学系第一批大学生，她从小就住在附近。看过照片后，她依稀辨认出照片中一座楼房属于日本侵华时期建筑，上个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才拆除。

　　“那时候这个地方不能靠近，日本哨兵很吓人，他们是搞细菌的。”在赵秀文的印象中，当时日本人占据天坛西部的大院后，非常神秘，还设立岗哨，哨兵全副武装、戴着钢盔，不允许中国人靠近，只有10岁左右的赵秀文每次路过时都十分害怕。

　　当时，赵秀文并不知道日本人在搞细菌实验，新中国成立后，她听到老街坊说一些恐怖的传闻：“日本人用血粉养跳蚤，上个世纪50年代，下大雨后，还能闻到血腥味。”

　　“甲1855部队”研究细菌曾做活人实验

　　武月星教授介绍，天坛西门外的神乐署曾经是国民政府的“中央防疫处”，华北甲1855细菌部队1939年建立，是日军继731部队之后建立的第二支细菌部队，研制生产鼠疫、霍乱、伤寒、痢疾、疟疾等细菌，还在天坛西门外建设了100多间房。

　　太平洋战争发生后，日军还占领了协和医院和文津街三号静生生物调查所，分别作为第一课和第三课。

　　依据史料，1942年这支细菌部队曾大量培养跳蚤、进行空中实验，并向上级汇报，称：“效果满意。”1943年秋季，北京突发霍乱，当年6月到7月仅有三例霍乱发生，但是到了10月底，患病人数达到了2136人，1872人死亡。

　　华北甲1855细菌部队卫生兵对中国人进行检查，霍乱病人被锁到屋里，不允许出屋子，自生自灭。专家考证，日军很可能在井中投放了霍乱病菌，造成大规模的传染。

　　谢忠厚教授介绍，与731部队一样，华北甲1855细菌部队也进行活人实验，“当作动物做实验”的活人被他们称作“猿”。

　　日本老兵讲述中国俘虏被注射病毒

1995年，东京大学讲师西野留美子女士发表文章称，自己应邀参加华北甲1855细菌部队老兵举行的“战友会”时，当年的老兵在沉默了50年后，终于拿出勇气和良知，提供了证词。

　　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H士兵称，他在该部队第三课负责饲养老鼠，他于1944年1月曾被传染上鼠疫，与其他7名患者一起被送到该部队总部接受治疗。

1944年夏天，他被命令从位于丰台的中国俘虏收容所押送俘虏到北海公园旁的第三课，接受人体实验。在连续3天的时间里，先后押送了17名中国俘虏。为了防止俘虏反抗，日军给每个人戴上手铐，并谎称带他们去医院。

　　被押送来的俘虏立即被关进牢房里，已经有所察觉的中国俘虏拒绝吃任何东西。日本军医强行将细菌病毒注射到中国俘虏体内。一天后，17名中国俘虏全部在剧烈的痛苦中死去。尸体被送到部队设在协和医学院第一课进行解剖。

　　另一位该部队姓伊藤的卫生兵说：1945年2月的一天，一辆日军卡车将一名中国军人俘虏，押解到位于北海公园旁的第三课，随后被关进带有铁窗的牢房内。第二天，他在门外偶然透过门缝向内窥视，看到一名瘦弱的20多岁中国男子，正在忐忑不安地四下张望。

　　战败后毁罪证当年资料今难寻

　　“日本投降后，拼命销毁资料，几乎没有留存下来实物。”杨若荷教授介绍，1950年，日本战俘供述，1945年8月15日，日本投降广播发布20分钟以后，华北甲1855细菌部队就开始销毁细菌部队的资料，破坏工作持续了3天3夜。

　　日军挖了大坑，先把跳蚤放到里面去，然后洒上汽油焚烧。重要书籍和细菌培养器具也被烧毁了，培养跳蚤的1万个石油桶被卡车运走。一些无法运走的器材，被坦克车大量地压毁或烧掉。

　　战争结束后第七天，日军便做完了破坏工作并解散部队，把“防疫给水部”的名称从华北派遣军的名册上涂去，所属官兵都转属到各陆军医院去，这支部队番号从此消失。

　　战后，美国人接收了所有日军化学战、细菌战的书籍资料，作为交换条件，美国不将他们认定为战犯，因此国内找不到华北甲1855细菌部队北京本部的资料，更不用说照片了。

日本学者曾经依靠这支部队老兵的回忆，对细菌部队行为进行研究。中国学者研究也多限于回忆录、日本战俘供词等。

来源：法制晚报专稿

佚名 北京日军化学部队相册（165张）

1938年 银盐纸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