芳嘉园15号

走了一遍当年张中行先生初次上门的路：乘公交车，南小街站下，南行一段路，远远看见路旁有人招手，原来王先生在胡同口等着。东行一段路，进街北一个大院落，王先生住北房，五间，由东头一间入门，先见到袁荃猷夫人。

1914年5月25日，王世襄就出生在北京东城芳嘉园这个四合院里。原本是芳嘉园3号，上世纪60年代北京改了一次门牌，变成15号，以后就一直沿用到它消失在推土机下。

如今客人和主人都已不在。大院落也换成了楼群。对它的想象只能来自讲述了。

“芳嘉园是个很有意思的胡同。和我们隔一个门牌，是慈禧太后娘家弟弟的桂公府，老北京人称‘凤凰窝’，后来还做过科学院幼儿园。旁边还有一个王爷府，听胡同老人讲，里面从前养一大群马，每匹马上都坐个马猴，也没人看管，成天绕胡同跑。这都是我小时候从胡同里一个剃头铺听来的。上世纪90年代末开始拆建，桂公府和王爷府的建筑还保住了，15号院没了，现在就剩下我们屋南窗外的那棵槐树。”

黄苗子的儿子黄大刚告诉我。1958年，他跟父母、哥哥搬进芳嘉园时刚4岁，在院里住到27岁，等他搬走时候，院子的主人、他最喜欢的“王伯”，已经从一个乐呵呵的壮汉变成一个乐呵呵的老头儿。

即便是在孩子眼里，芳嘉园的院子也非常漂亮。黄大刚记得，他们家住里院东厢房，前面有一架齐檐高的紫藤，架下的竹篱笆上爬满牵牛花和癞瓜，紫藤枝叶铺展，夏天里三间房都没有西晒的时候，每到五月，还能用竹竿够下花串来做藤萝饼。东房南窗、西房北窗外都种了沁香的太平花，南边还有一个芍药园。王世襄一家自住的正房门前，一边一棵高大的西府海棠。黄大刚记得，东边一棵后来太老枯死，王伯把树干锯掉，不知从哪儿弄来一个大圆青石板，他自己用磨刀石打平了放在树桩上做了桌面，再弄几个瓷墩儿往旁边一放，夏天就在那儿乘凉、喝茶、聊天。

4岁的孩子当然不会知道，两家人能在芳嘉园做上邻居，其实是这帮朋友一连串命运急转的开始。

1956年，王世襄的好友、考古学家陈梦家尚未意识到厄运在即，他用《殷墟卜辞综述》的稿费在钱粮胡同买下一所房子，以为从此可以安身立学。那时的王世襄却已经感觉到，自己可能很难再得安居。公有制对私房的改造事实上从1956年初已逐渐开始，王世襄家的院子里有几间厢房空着，房管局和街道居委会天天上门动员他拿出来出租，不然要在他家办街道食堂或托儿所。王世襄不敢拒绝，又不愿租给外面不相干的人，无奈之下，想到自己去找朋友来当租户。画家黄苗子和郁风一家，创作《大闹天宫》的漫画家张光宇一家，就在这种情形下成了芳嘉园15号的“房客”。

黄大刚说，搬家前他父母一直租居在东单的栖凤楼小院，和“二流堂”那些朋友住在一起，里面有导演戴浩、音乐家盛家伦，还有吴祖光和新凤霞夫妇。王世襄当时在中国民族音乐研究所上班，和盛家伦是同事，一来二往和黄苗子他们也熟悉了。1957年开始的“反右”运动中，“二流堂”当中不少人被划成“右派”，不准他们再住在一起。吴祖光婚后在王府井帅府园买了一个四合院，很早就搬走了，其他人都在找房。王世襄便邀请黄苗子夫妇去他家住。

在栖凤楼时，吴祖光家有一个紫檀画像诗文笔筒，外壁刻的是汉初名臣张良，画稿出自明代郭诩，曾拿给王世襄看过。1991年，王世襄有机会重又见到了吴家这只笔筒，想起过去这些老朋友的聚散，感怀不已，忍不住提笔，把外壁上的郭诩诗抄录了一遍。
黄苗子他们搬进芳嘉园后，一直到1966年“文革”开始前的七八年，15号院里还是热闹的。张珩、启功、朱家溍，文博界的几个老人常来。画家叶浅予、丁聪和人艺的演员吕恩也往这儿跑。

“我还记得是60年代初有个夏天，三家一起请过一次客，屋里坐不下了，就放在院子里。王先生把家里的大桌子全摆出来，坐了四桌，电影界、话剧界、美术界的人来了好多，可能有四十几个，我印象深的是导演谢添、张正宇、吴祖光和丁聪等。我们三家分头做菜，然后端出来大家一起吃，不过客人都得自己带粮票——那会儿粮食每家都有限量供应，客人来了可以不给钱，但要交粮票，记得我们家三个人总共也交了一斤。这么热闹的场面，我印象中就这么一次。长大以后回想起来，可能和1962年陈毅在广州对文艺界有个讲话、政治气氛忽然略为宽松有点关系。”黄大刚说。

那段时间王世襄已经完成了《髹饰录解说》初稿，开始汇编《清代匠作则例》。按照黄苗子回忆，他们当时都同样遭到“右派”命运，希望在笔砚上用点功，以图“赎罪”。“那时我一般早上5点就起来读书写字，但4点多，畅安书房的台灯，就已透出亮光来了。”黄大刚还记得胡同口住着一位很沉默的施先生，王世襄和黄苗子都长期请他抄稿子。施先生家里很困难，一人上班挣工资，养七八个孩子，就靠抄稿贴补家用，王世襄他们过得也很紧巴，仍想尽力帮帮他。黄大刚后来听父母说起，施先生祖上好像就是那个带兵攻下台湾的清朝水师提督施琅。

但这样还算平静的日子苦短，大的离散随后而来：1965年，张光宇去世。1968年，黄苗子和郁风因为“二流堂”案件被捕，坐了7年牢狱。1969年，王世襄夫妇也下乡入干校，分别去了湖北咸宁和天津静海。在居委会安排下，黄家的东厢房两大间搬进一家人，另一间贴了封条，只留两小间给三个孩子。王家东西两头也各被挤掉一间房。芳嘉园15号便成了八家人的大杂院。

黄大刚记得，有一次他从监狱探望父母回来，王世襄正好也在家，紧跑过来问：“身体怎么样？精神怎么样？”黄大刚把父母交他的几首诗词拿给王世襄看，他一读，说“这不是你父亲写的啊”。黄大刚答是妈妈的，他说那就是了，因为平仄全都不对。“他和我父亲彼此真是太了解了。”

黄大刚说，1973年王世襄从咸宁干校回了北京，两年后黄苗子和郁风也从监狱里放了回来。王世襄每天下班回来，进门就喊：苗子。黄苗子答：在！他说：没事儿。然后自行车放下，进门两人开始聊，交换点小道消息，讲点笑话，有时也谈些书画诗歌。黄大刚那时感觉特奇怪的是，他们说起自己遭的那些罪，也不怎么像诉苦，听着倒像是在当笑话讲。
母亲金章

王世襄出身世家，但不太和晚辈聊家里显赫时候那些事。“他唯一常讲的，是母亲去世对他一生的改变。”原北京荣宝斋书画鉴定专家萨本介说。

王家出过状元，在福建是望族，清朝即世代为官，并在他祖父一辈举家从福州搬到北京。到他父亲王继增，已经受洋务思想熏陶，先读南洋公学，毕业后又出洋随驻法公使孙宝琦涉足外交界，曾做过几年法国留学生监督。在王世襄出生前后，他父亲一直任职北洋政府外交部，官至墨西哥使馆公使兼理古巴事务，还一度担任过国务院秘书长，到20年代末才退隐家中。王世襄自己说过，他家前辈都有“通达时事、兼备中西、注重实际的办事作风”，无疑对他的成长和后来的治学产生过潜移默化的影响。

“兼备中西”在他父亲身上，多的是细微的生活痕迹，其他倒是较少被人提及。因为多年驻留国外，他父亲保留了一些西化的习惯，比如每天下午15点半必定要用一次午点：一杯加奶的红茶，一两块点心。不过，他父亲又有着中国老式家庭的规矩，每天上午11点，晚辈要到他房里去请安。

他们家里也中西合璧。父亲在他出生那年买下的这个四合院，用他们家老佣人的话来说很“不格局”，这也是他父亲精心改造的结果。屋里有卫生间，卫生间有上下水。饭厅是西洋建筑风格的大开间平顶房，中间放置一套从东单德国洋行订制的椭圆形大餐桌和皮质高背餐椅。王世襄的父亲常在家里以西餐宴客，虽然菜式是属于那个时代比较典型的中国人请吃西餐：拌生菜、土豆沙拉、牛尾汤，然后是西法大虾、咖喱鸡，最后一道烤大雁。他们家还有一本早年出版的英国原版西餐菜谱，王世襄学会了，也教会了家里的老佣工张奶奶，到后来这位旗人老太太竟能独自做出一整桌西餐菜肴。王世襄最拿手的前菜，是一种骨牌大小的猪肝三明治，本来该用鹅肝，因为在北京实在很难买到，就用猪肝做了替代品，这种入乡随俗大概也不是他一个人的发明。

但王世襄确实自己琢磨出一种土“烤箱”。他家原来是有一台真正的烤箱，60年代就已经用坏了，而那时在北京根本买不到烤箱，王世襄就琢磨自己做一个：他到日用杂货商店买来一大一小两口铁锅，大的可以把小锅扣住。又请黑白铁加工部的师傅帮着做了一个正方形的铁烤盘，架在小锅里还能和锅壁之间留出空当，然后把家里的煤球炉子、支火瓦和几块砖组合起来放在锅下，就这样做成了一个土法上马的烤箱，两小时可以烤熟一只野兔，据说和从前味道也没什么差别。

有意思的是，在这样家庭里长大的王世襄，除了一直上的是美国学校，从小到大，骨子里迷的却全是北京民俗，爱上明代家具后，他也最愿结交民间各路工匠。他的英文好，晚年当作得意事告诉晚辈的，是小时候第一次写英语作文，说的是养蛐蛐的事儿。后来每次作文篇篇言鸽，老师怒而掷还。

他这些爱好和性情，全和母亲金章有极大的关系。金氏家庭祖籍南浔，因做蚕丝生意而成大富，在王世襄外公一辈，金家已经是有实力兴办电灯厂和西医医院的新派巨贾。早在1900年，金家兄妹五个就被父亲送到英国留学，这在那个时代还极为少见。金章跟随兄长在英国学了5年，结婚后又陪伴外交官丈夫驻留巴黎，其见识非寻常中国传统女性可以相比。两个儿子出生后，她曾为他们分别取名巴黎和长安，稍大后才改为世容和世襄。

王世襄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兴趣，主要也来自母亲家庭。金家兄妹的书画修为均属上品：大舅金北楼擅画花鸟山水，回国后创立了中国画学研究会，和留学日本的陈师曾同为当时北方画坛盟主，可惜两人都早逝。另外还有两个舅舅精于竹刻，其中四舅金西厓被公认为近代刻竹第一家。王世襄忆他母亲也是“女画家中的杰出者”，以鱼藻闻名其时，并撰写了四卷讲画鱼的专著《濠梁知乐集》，她去世后曾由王世襄手抄石印成书保留下来。

不过王世襄到老仍不能忘的，除了这些耳濡目染，应是母亲对他小时候所有天性的保护和宽容。他8岁那年，大他两岁的哥哥不幸病而早夭。“我母亲剩我一个，不免开始放纵溺爱。但有一个原则，凡对身体有益的都准许玩，如有害身体的，则严加管教，绝对不许可。”从小学到高中，他白天在美国学校接受西式教育，下午回家还有国学老师私授两小时经史诗词，但这些功课完全拦不住他到市井茶肆去厮混，养鸽子、捉蛐蛐、驯鹰、捉獾。这几项都是所谓“武玩”，非身体不好不能玩的，虽然在亲友眼里属于不上进的乡野玩意儿，他母亲却一概应许。王世襄晚年跟身边的晚辈回忆他小时候如何顽劣：10岁开始养鸽，人小手劲不够，家里三间瓦房的屋檐全都被他那根驱鸽的大竹竿敲碎。为了追赶落到邻家房上的鸽子，他还常从正房屋脊跳到相隔数尺外的厢房顶，他母亲有次不幸撞见这种场面，惊吓下几乎晕倒，但事后也并未禁了他养鸽。在开明的母爱的保护下，小时这些野性的自由的生长，给了他日后健壮的身体，也让他在被政治运动打入人生最低谷时，不至自弃。
1934年，王世襄考入燕京大学医预系，这是他父亲所期望的结果，可王世襄自己并不喜欢。“我对理科的东西没有一点兴趣，读了两年，多门不及格，差点被燕京大学开除。当时燕京大学有个规定：对于这种情况的学生可以为其转系，转读跟现读专业跨度比较大的专业，如果成绩及格，还可以在燕京续读。于是我就从医预系转到了国文系。协和许多大夫，都曾经是我的同班，现在他们也都老了。我转入国文系之后，别的同学都没有我的基础好，反倒成了尖子。这下子我感觉老师教的那些内容我都会，可以不用学了，贪玩的心更大了。有一次邓之诚先生讲课，我揣着蝈蝈葫芦就进了课堂。在邓先生正讲得兴致勃勃之际，我怀里的蛐蛐响了。邓先生很不高兴，把我赶出了课堂。”王世襄在晚年回忆。而他在燕大文选课上以《鸽铃赋》交卷而得教授认可，就是老朋友回忆的趣事了。

当时他住在燕京大学东门外一个20多亩的园子里，是父亲在他读初中时就买下的，外人都叫它“王家花园”。但在他后来的记述中其实并非豪门深宅，只是一个大菜园子，里面有很多树木、花草，几排平房，几畦菜地。正合了他不肯受拘束的野性子。他请来养虫和养鸽子的民间奇人同住进园子里，种葫芦、遛狗、捉獾、养蟋蟀，变成了名副其实的乐园。1934年陈梦家和赵萝蕤夫妇新婚，在园里借住过一段时间，日子过得挺热闹的。只是王世襄贪玩，经常晚上跑到荒郊野岭跟人遛狗捉獾，每至半夜后跳墙回家，同住的陈梦家夫妇没少受他惊吓。

关于王先生在燕京大学时候的好玩故事，黄大刚说，父亲黄苗子也跟他讲过一个：刚考入燕京大学那会儿，他还是有钱人家公子的样子，每天穿得光鲜，后头跟着老家人，手里还抱条狗，在学校周围逍遥。几个高年级学生看他不顺眼，趁他有次落单，上前摁倒就往地上猛蹾，把这个新生给收拾了一回。后来，其中有个参与收拾他的人跟黄苗子认识了，到芳嘉园来玩，黄苗子一听这个就把王先生从隔壁叫过来了，说起来他还记得挨蹾这件事，两个老校友哈哈大笑。

1939年，王世襄从燕京大学本科毕业的时候，他母亲去世了，虽是因为久病，他却自责是自己不肯上进让母亲伤心早逝，自那以后性情改变。他考进燕大国文系研究院，摒除从前所有玩好，开始住在园子里认真读书，用3年时间完成并答辩通过了40万字的硕士毕业论文《中国画论研究——先秦至宋》。1943年，王世襄听从父亲的建议南下重庆，最后被梁思成主持的李庄营造学社接纳，做了一名助理研究员。

他日后对明代家具的喜爱，他在几年后和营造学社创始人朱启钤以及那部《髹饰录》的半辈子缘起，甚至于他未来一生中的最灰暗和最灿烂，都在李庄的两年里埋下了伏笔。

《髹饰录解说》和朱启钤

在李庄，王世襄有机会读到了朱启钤发现并刻印的古籍《营造法式》以及清代匠作则例，他不但因此对传统家具发生了兴趣，也对朱启钤十分景慕。

马衡、梁思成、朱启钤，他们在不同的时间段，分别成为王世襄一路上的帮扶者。这样的幸运，并不是每个人都可以有。

在王世襄心里，朱启钤一直是有着极重分量的前辈：他是古物陈列所的创立者，使之成为后来故宫博物院的雏形。他在北洋政府任交通总长时期，改建正阳门、打通东西长安街，形成北京城区最早期的现代规划。而他在1930年筹资成立的中国营造学社，则奠定了中国古代建筑学的基础。1949年8月，王世襄结束他在美国的考察行程后回到故宫博物院，出任古物馆科长。他前去拜见了朱启钤，说起在海外目睹各博物馆对中国古代髹漆技术的重视，朱于是取出自己刻印的另一本珍贵古籍《髹饰录》，嘱他利用回到故宫工作的条件，下些工夫注释此书。

《髹饰录》是明代隆庆年间名匠黄成记述的一部漆经，经嘉兴人杨明逐条加注，不过因年代久远、术语名词多，一般人很难读懂。更可惜的是，这部唯一存世的中国古代漆工专著，却仅在日本藏有孤本。1927年，朱启钤几经周折向日本寿禄堂主人借出抄本自费刊刻，才在国内有所流传。据朱启钤生前回忆，他当年印行200部，将其中一半寄给日本原藏家作为酬谢，其余大都赠送朋友。同时期经他刊刻的珍贵古籍还有那部《营造法式》，两书的木版后来都辗转南下收存在上海商务印书馆，“一·二八”事件后不幸毁于侵华日军的大轰炸。当年因为刻本数量极少，就连朱家溍也只是闻其名而没有见过。

对40年代末这段往事，朱家溍有很仔细的文字回忆：“当时古物馆的馆址是寿康宫后墙外的三所，我和世襄都在东所的北房。这所房子的内部都还保留着旧装修，我在八方罩的里面靠北窗，他在罩外靠南窗，每天见面。有一天他说：‘你看过《髹饰录》没有？’我说：‘只知道有这个书名，没见过。’他拿起一本仿宋精刻的线装书给我看，说是朱桂老给他的。他说打算用通俗的语言注释，使研究漆器的人都能看懂。我到他的桌子旁边，看见他在一叠红格毛边纸上已经写了几行字。这就是他对于《髹饰录解说》工作的开始。”

但没过几年，王世襄就遭遇了他一生中最大的磨难。这还要从抗战胜利后的战时文物清损工作说起：1944年，南京国民政府的教育部在重庆成立了清理战时文物损失委员会。1945年9月，还在李庄营造学社工作的王世襄由梁思成和故宫博物院院长马衡同时推荐，被任命为平津区助理代表，参与追还和接收六批重要文物，其中就包括溥仪匿于天津张园的那批清宫旧藏。1946年底，他作为清损会专员又赴日本押送一批善本回国。1948年5月，他被故宫博物院指派接受美国洛克菲勒基金会奖金赴美国、加拿大考察博物馆，一年后回国，先后在故宫博物院任古物馆科长和陈列部主任——这样一段异常清晰且不负使命的历史，在1952年“三反”运动开始后竟定性有重大问题，先进了东岳庙的学习班，后又关进看守所审查10个月，直到查明没有贪污盗窃才被释放。虽然洗去了不白之冤，文物局和故宫博物院却仍将他解雇除名，通知自谋出路。1957年为此事不平而鸣，他又被划成“右派”。这是一段最灰暗的日子，他后来在各种文章中屡有提及。

他在《自珍集》的序中写道：“大凡受极不公正待遇者，可能自寻短见，可能铤而走险，罪名同为‘自绝于人民’，故万万不可。我则与荃猷相濡以沫，共同决定坚守自珍。自珍者，更加严于律己，规规矩矩，堂堂正正做人。惟仅此虽可独善其身，却无补于世，终将虚度此生。故更当平心静气，不亢不卑，对一己作客观之剖析，以期发现有何对国家、对人民有益之工作而尚能胜任者，全力以赴，不辞十倍之艰劳、辛劳，达到妥善完成之目的。”
朱启钤先生一番托付，当时就是他“自珍”的目标，倾其前半生近30年时间，不负君子一诺。《髹饰录解说》初稿，王世襄从1949年冬写到1958年秋，跨时近10年。他脱稿后，朱启钤已86岁高龄，为他写了序。王世襄心知难以出版，冒险送至一家誊印社自费油印了200册，分送给图书馆、博物馆和一些工匠学人。书的封面上，只印了他自己的号“王长安”，连名字都没敢署。

为了请教髹饰技法，王世襄在50年代初遍访北京匠师，其中一位多宝臣老先生给他的帮助最大。多宝臣18岁学艺，师傅刘永恒是清末名匠，多年承应宫里营造司定制器物，一手彩绘、描金、雕填、堆漆等技法都传给了徒弟。1953年，65岁的多宝臣经王世襄推荐进故宫博物院修复厂，王世襄对他执弟子礼，有两三年，他几乎每个周日都去多师傅家拜访，看他操作示范，再做详细记录。他也曾将多师傅请到自己芳嘉园的家中，请他现场修复一件描金柜架的残器，自己在旁打下手作记录。

为多做实物印证，听说谁家有传世漆器，他一定会想办法上门拜访，拍照、做拓本、量尺寸。黄大刚向本刊回忆：“我听王敦煌讲，他爸在写《髹饰录解说》这本书的时候，院里三家人都快疯了，凡谁认识跟漆有点关系的人，都要给王先生提供，看见点什么上漆的东西，王先生就问：这你有用没用？他要拿走琢磨。我当时年纪太小，但有一个印象，我们家有张大漆桌子，角上有块漆皮起来了，是王先生自己动手给我们补上的。”

经过这样逐条逐句的整理、印证、补充，到最后书稿完成，他的注释内容是原著篇幅的20倍。

“记得那天他把书送到我家，线装一厚册，瓷青纸书衣，宣纸木刻水印题签。全书写刻小楷，秀劲醒目，据说是请一位高手乌先生写刻的。”这是朱家溍生前回忆。本来，这本油印册是王世襄在人生最灰暗的时间勉力完成，更不知有无正式出版之日，即便如此，他对朱启钤先生的交付也尽可能隆重相待。

“他研究漆器，本受朱启钤先生启发，因此，《髹饰录解说》用朱老题签，在《前言》中表达深挚谢意。待正式出版，朱启钤先生已辞世多年。”清华大学美术学院教授、学术委员会主任尚刚介绍。尚刚告诉我，朱启钤之孙朱文相曾当面告诉他这样一个场景：《髹饰录解说》正式出版后，王先生即持奉朱府，面对朱老遗像恭行大礼。

家具聚散

“1980年我进了国家文物局古文献研究室。王先生好像也是那一年正式落实回到文物系统，被分到我们研究室。我20，他66，竟同一年进单位，成了同事。他当时也没名气，反正我们看不出来，成天提一个破筐，里头搁两根黄瓜就上班来了。”杨术回忆。他当年被分派学文物摄影，正好王世襄开始编写明代家具书，文物出版社派了一个主摄影师去帮他拍家里那些藏品，杨术和另外一个年轻小伙子就做了助手。

“每次都是我们先把家具逐件抬到院里，支上架子，挂好背景布，然后主摄影师发话：拍。紫檀、花梨木器都重，一般至少需要三个人才能抬动。记得抬那个紫檀大案子出来时候，我们两个小伙子抬一头，王先生一人抬一头，那时候我就觉着：这老头儿厉害。”

1985年出版的《明式家具珍赏》一书，收录的就有他们拍过的这些老家具，其中传世重器经王先生自己言明的有数件：宋牧仲旧藏明紫檀大画案，明紫檀黑髹面裹腿霸王枨画桌，明黄花梨独板面心大平头案，清前期绦环板围子紫檀罗汉床，明紫檀牡丹纹扇面形南官帽大椅四具成堂，明黄花梨圆后背交椅成对，明黄花梨透雕麒麟纹圈椅成对，在世界范围内亦属最重要家具收藏之一。

前后差不多拍了两年，杨术成了王世襄身边的“小兄弟”。杨术说，王先生经常跟他说些早年收家具的事，特别逗乐：“他说，和袁先生结婚前他就喜欢家具了，这些都是花了40多年时间一件一件辛苦收回来的。他第一回收到东西是从他父亲一个朋友家，觉得人家一个写字台不错，非给了钱搬回去了。到家一通查资料，发现年头太晚，又给人退了回去。结果这事被他父亲知道了，狠批一通，说你怎么能又给人退回去呢。”

年轻时养鸽子、抓蛐蛐练就的体力，混迹市肆和奇人异士打交道的经验，王世襄在收集研究家具时全用得上。他有个带大货架子的自行车，身边好多人都有印象，能载一二百斤重。他在架子上常备粗线绳、麻包片、大小包袱，有时间就骑着到处看家具，买到东西就能捆车上带回家，朱家溍就不止一次碰见他，车上带着小条案、闷户橱或者椅子。北京天坛北侧过去有明清时期的鲁班祠和行业会馆，那里街道也因此被人叫做鲁班胡同，里面聚了很多老北京古旧家具修复作坊和商铺，王世襄早年常去那里，有时也去马甸的晓市。碰到原主不肯卖或者他买不起的，王世襄就央请人家准他拍照，自己带着摄影师和拍照用的灰色幕布、木架子上门，或者将小件的借出来，用自行车驮到王府井照相馆去请人拍。如果这样也不成，他就会说好话求人家让他量尺寸、画草图。最坏的结果当然是被摒诸门外。对他诸种遭遇，朱家溍先生在1989年《明代家具研究》出版时曾有过一段非常生动的描述：

我的母亲也很喜欢他有一股肯干的憨劲，一切都给他方便，工作当然就比较顺利，但力气还是要费的。可是去别处就不尽然了。譬如有的人家或寺院，想拍的不是在地面上使用着的，而是在杂物房和杂物堆叠在一起，积土很厚，要挪移很多东西才能抬出目的物，等到拍完照就成泥人儿了。还要附带说明一下，就是揩布和鬃刷子都要他自己带，有些很好的家具因积土太厚已经看不出木质和花纹了，必须擦净，再用鬃刷抖亮才能拍摄。这还属于物主允许搬动、允许拍摄的情况。若是不允许，白饶说多少好话，赔了若干小心，竟越惹得物主厌烦，因而被摒诸门外，那就想卖力气也不可能了。但世襄也不计较，还是欣然地进行工作，好像永远也不知疲劳。像这样全力以赴地搜集资料，一直到60年代中期，人人都无法正常生活时才完全停止。
等到了70年代后期，多了活动自由，他又故态萌发，开始骑着车到处看家具。如果假日多有两三天，他自费跑去苏州和广东考察产地。80年代初，杨术说，陪他去过一回，对他的精神头儿印象太深：“我陪老头儿、老太太一起去苏州，他说想看看明清门窗，每天四处转也不嫌累。有天中午老头儿说我先睡会儿觉，你去逛逛，看有什么好玩意儿没有。我逛到鼓楼那片古玩店，发现一大黄花梨笔筒，赶紧回头去找他。老头儿觉也不睡了，车也不坐，和袁老师跟我一路走着就去了。到那儿他问我：挡吃挡喝吗？意思是问，要是买了，差你吃饭钱吗？我答他不挡吃不挡喝。他说那就买。买完了他就跟我坐台阶上，捧着笔筒看好半天，就那么大瘾。”

收回之后，保藏这些家具成了劳心费力又担惊受怕的事。“文革”开始后，芳嘉园的院子里又先后挤进来近10家人，黄苗子家东边的三间房被占了两间，王世襄自己家被挤了两头儿，只有张光宇家三间没有动，但张先生已经去世了。王世襄和袁先生眼见躲不过抄家，为了不让家具被毁，他们抢在抄家前都上交了，侥幸躲过一劫。到80年代，曾被抄没的物品陆续退还回来，被占走的房子却没法退，烦恼就来了：百十平方米的几间北房立时挤得满满当当，大小近百件珍贵家具只能叠摞起来，二老每天惴惴过日。王世襄的弟子田家青讲述当年他所见到的情形，尤以冬天难过：

每年深秋季节，我会和王先生一起安炉子。本来这安炉子架烟囱是件挺简单的事儿，可越到后来就越麻烦。因每年停火后，春夏秋三季，王先生总有新的收藏带回家里，再加上新的稿件、书籍和刊物等等，春夏秋三季下来，前一年安放炉子的周围空地就会给占去不少。到冬天再安炉子的时候，就得先倒腾一番，把新收藏、新资料一个压一个地往高处摞，按照师母调侃的话讲，这叫“挖地刨坑工程”。起初，高处架烟囱还得踩个梯子。但几年下来，屋里连个能落梯子的地界都快没有了，也根本用不着了，周围全都高高堆满了物件，或是家具，或是摆设和资料，捡着能下脚踩的地方，登上去，就直接够得着架烟囱了。我和王先生安炉子，越来越成了一项大工程，再要趁着机会，把各种物件整理一遍，保养一回，几乎要花一整天的工夫。再后来有几年，实在弄不过来，还得请过另外三位年轻力壮的朋友尚刚、张德祥和谭巍来帮忙。每当冬季屋里第一次点火生炉子那天，别提多让人担心了。各种杂物距火炉的位置，真是到了安全距离的极限，让人感觉火炉周围随时可能燃烧起来。

萨本家说，明代一堂的牡丹纹紫檀椅子共有四把，是举世闻名的最精品，但从没有一起摆出来过，因为家中狭小，书房放下一张紫檀大案和一对牡丹纹紫檀椅子，就没什么余地了。

房子退不回来，申请换房也一再落空，王世襄不得不考虑为这些家具找一个妥当的归宿。老友朱家溍过去的遭遇，更是不时提醒他，就算捐赠，也要找一个有担当的合作者。那还是1976年，朱家溍先生的家族将十几件极为珍贵的明清家具收藏无偿捐献给承德避暑山庄。运送过程中，竟无专业人士同行，货车司机为了拉私活儿，把这批家具卸载在一家客店的院子里堆放，5天后才重新扔上车运到承德。结果，这批珍贵的家具损失惨重，其中一只极为贵重的清乾隆紫檀圆墩被摔掉一个牙子和托腮，另一件造型极为优雅的紫檀嵌玉小宝座丢失了腿足及托泥，不得不送回故宫来修复。此事最后无人追究。
上海博物馆馆长马承源带给他一个消息。1992年，上海博物馆修了新馆，家具馆里却没有家具可供陈列。香港商人庄贵仑为纪念其先人，表示愿意出资买下王世襄的收藏，再以自己名义赠与上海博物馆。王世襄久与现实缠斗，疲累之下，觉得这不失为所藏家具较理想的去处：不致流离分散，可供人欣赏，国内的国家级博物馆也从此有了专室陈列古典家具的先例。至于他自己，所求是一个不被打扰的安身处所——“但祈可以所得易市巷一廛，垂暮之年，堪以终老，此外实无他求。”

田家青回忆，王世襄当时对庄贵仑说，只要他能够答应自己一件不留而全部捐给上博，自己的79件明清家具就全部奉上，并且对价格决无二议。1993年2月，在上博馆长马承源的安排下，这批收藏终于从北京安全运到了上海，入藏博物馆。

说到价格，萨本介向我确认是100万美元。“顶多值到全部收藏十分之一的价值。”他说，“紫檀大椅一共四把，上博本来只要王先生让一把，可他坚持将其余三把也一并送去了，他跟我说，让它们散了是罪过。后来有人议论他那不算捐赠，因为卖钱了。可他们谁知道他的这些真实想法？”

尚刚也说，王先生听到这些议论应该是有些难过的。“他平时最不爱当人面说钱。有一次我在他家和他说话，他儿子正好过来想跟他说句什么钱上的事儿，王先生就岔开话。但在家具让给上博的事情以后，王先生跟我说过一次这样的话，他说这些东西啊，要卖，应当是10倍以上的价格，但我没这么做。本来我们是在聊其他话的，听得出来王先生特意拐着弯跟我说这个，因为当时文物界有人议论这事。”

1998年，王世襄和夫人袁荃猷曾一起到过上博，也是唯一一次。当时陪他们参观的上博专家王运天回忆：可能是有点睹物思情，二老那次并未在陈列他收藏品的“明清家具馆”里多停留，倒是坐在地下的贵宾室里和大家聊了很长时间。这之后，王运天去北京出差，给王先生打电话道歉，说这次可能没有时间登门看他了，没想到王先生让他时间再紧张也去家里一趟，有件家什托他带给上博，并在电话里接连嘱咐了两次：“一定要来！”见面后他才说出原委：有个老朋友到新居来看他，见一件旧家具都没有留，怕老人寂寞，就将王先生当年送自己的黄花梨小交阢又还给了他。王世襄跟王运天说：“殊不知，没有就没有，现在又来一件旧物，反倒不自然。我在我出版的图录中唯此一件不在上博，这件我就捐给上海博物馆吧，成全了上博，也成全了图录中的家具不再散失。劳你带去，话不多说，你赶路吧！”

王世襄口中这个送还黄花梨小交阢的朋友，就是梁思成的学生、古建筑专家杨乃济。上世纪60年代初，王世襄“右派”摘帽后曾调文物博物馆研究所工作，因为明代家具研究和杨乃济相识，杨乃济常去芳嘉园拜访，并为他绘画过一些线图。“文革”前杨乃济被下放广西，王世襄和黄苗子两家请他吃饭并送行，就在那个晚上，王世襄将他早年从马甸晓市商贩手中得的这个小交阢送给了杨乃济，算是一个远行的陪伴。1983年，为编写《明代家具珍赏》，王世襄曾将小交阢借回拍照，收录到书中时注录为“杨乃济藏”。1993年，杨乃济听说了他家具全部入藏上博的消息，择日便带着小交阢上门来了。一送一还，隔着几十年，两头都是厚谊。
不冤不乐

“我有幸结识王世襄先生，是在1979年。”著名明清家具专家、王世襄的弟子田家青说。三联书店刚刚出版了他写的《和王世襄先生在一起的日子》，在书里回忆了和王先生30年相处的生活点滴。

在见王先生之前，他已经在古玩和明清家具圈子中泡了几年，向老木匠学习修复家具，向民国时“打小鼓”出身的古玩商贩学习辨别家具真伪，并和当时尚为数不多的玩家们相互切磋，为了掌握木工制作技艺，还特地学了专业术语和行话，也收藏到几件挺有意思的家具。在这个过程中，总会听到大家说起一个人：王世襄先生。都说他是位高人，常讲起有关他的一些逸事，十分有趣。然而他究竟高在哪里，可谁也说不清楚。

田家青还能向我回忆起当时见面的每一个细节：初次与王先生见面，是通过老鲁班馆名师陈书考和王少杰两位的介绍。解放后，他俩曾先后在龙顺城硬木家具厂任厂长。公私合营之后，该厂将辖下各个鲁班馆的明清家具集中起来，各式各样、大小不一的明清家具堆积如山，王先生常常去看，彼此自是熟人。他们把王先生家的地址给了我，事先也可能象征性地跟他打了个招呼，于是我就一个人直愣愣闯上门去。进得王先生家，三间大北房，摆满了明式家具，当时一下子就把我看晕了。与王先生一交谈，我顿生“找到组织”的感觉。是否掌握木器行中的术语、俚语，还有一些极生僻的专业词汇（当时只有工匠和打小鼓的能说一些），是业界评价一个人真实水平的重要标准，而我会说不少，自以为已经很了不得。和王先生一聊，发现他不仅熟谙这些行话术语，而且还能说出背后的典故，比如哪个术语是在历史上哪个时期出现，哪些是对的，哪些是以讹传讹，哪个词是由于南北口音不同而发生变化及变化的过程，简直“神”了！与我以前认识的业界老人相比，他的境界之高，高得不是一筹两筹：这些行话，大家只是会念，而王先生凭借深厚的古文字基础，将近千条术语做了查证和校注，这不仅是重要的学术贡献，同时显示出他不是一般的学者，学究式的学者根本不可能有这样的实践基础。

大约在十来年后，偶尔聊起来，王先生回忆了当初见他时留下的印象：那时社会上没什么人会对破旧家具感兴趣。一个20多岁的小伙子，没有人引路，全凭本能去喜爱和感悟明式家具，且收藏的家具基本对路，问的问题在行，出乎他的意料。

常在王世襄身边的几个晚辈，大都和田家青一样，有股子王世襄喜欢的“不冤不乐”的劲头。不冤不乐，这是句北京老话，王先生常挂在嘴上。他给人解释过：大凡天下事，必有冤，始有乐。历尽艰辛，人人笑其冤之过程，亦即心花怒放，欢喜无状，感受最高享乐之过程。倘得来容易，俯拾皆是，又有何乐而言！
“1978年我进了荣宝斋书画店，母亲说，现在得带你去见见王世襄先生了。见面后，王先生问了我两句话：古文怎么样？画史熟不熟？我读到高二去山西插队，三年后到我母亲和袁阿姨下放的天津静海干校落户，哪懂这些，没办法接他话茬儿，以后很长时间不好意思再去王伯家。”原北京荣宝斋书画鉴定专家萨本介跟我说起他第一回见王先生的情形，和田家青的反应几乎一样：进院里就懵了，几间屋都摞满家具，走路得绕着。他被王先生两个问题吓回去后，隔了七八年时间，他已经在荣宝斋干了好几年的收购和鉴定，对书画自学到了一定程度，就又大着胆子找到芳嘉园去，向王先生请教自己总在琢磨的明代绘画和家具的关系问题。“这以后就常去他家了。王先生就这样，如果完全不能跟他对话，他也不怎么太引领你。”萨本介说。

尚刚第一次见王世襄应该是1982年，那时候他在中央工艺美术学院读研究生，他们系为各地高校的工艺美术史教师办一个进修班，把王世襄请来讲古代漆器。“在这以前我就知道王先生，因为我父亲在中央工艺美院教中国美术史和文学史，跟王先生有些相互都认识的朋友。我还手抄过王先生整理的《刻竹小言》——当时不是书，是用蓝复印纸写出来的一沓稿纸，我拿到的是下面那层，记不得外面有没有订封皮儿了。当时好像是副院长吴劳或是张仃拿到家里来的。‘文革’刚结束，知识分子想出本书挺不容易的，得拿出去四处给别人看、请人说好话，反正那沓稿纸就这样转到了我父亲手里。”那天课后，尚刚上去跟王世襄说了自己手抄过《刻竹小言》的事儿，还问了一个问题：为什么要整理成这种浅近的文言呢？王世襄答他：“老没这么写了，挺过瘾的。”

傅稼生在荣宝斋雕镂彩色水印木板多年，和王世襄结缘是因了那件大案：1995年，王世襄从苏州得到两块花梨大材，之后和田家青“商略兼旬”，制作了一具花梨木大案：独板面板厚8厘米，长度达2.7米多，重量在300～400公斤之间，“其庞然为明式桌案所未见”。大案做好后王先生很喜欢，自己撰写了一段铭文，要萨本介帮他找一位刻写功夫细腻精微的师傅来。萨本介于是请了雕镂好手傅稼生到王先生家，将那段铭文精心刻在大案上。傅稼生是荣宝斋的老人，学木版水印刻板出身，是荣宝斋这一绝技最辉煌时期的学徒。有一次王先生和傅稼生聊天，说如果一个人玩都玩不好，他还能做什么呢。傅稼生说：“王老的话言简意赅，触及心灵，自此我对自己的事业不敢懈怠。”

王世襄的“不冤不乐”，于物、于人、于学问，其实有的都是一份情义。1990年秋，王先生的《明式家具研究》出英文版，美国出版商请他和夫人袁荃猷一起赴美出席首发式，回国时候经停香港，“嘉木堂”主人伍嘉恩受托接待他们。其时香港主权回归正在谈判中，聊天中伍嘉恩不免说到她和身边朋友的忧虑：如果未来中国古文物不能流通，她可能得要搬离香港。说者无心，但王先生记在心里。伍嘉恩当时在中环毕打行有一个专门陈列明式家具的空间，还只有英文名字，王先生为她题赠了中文名“嘉木堂”。第二年春节，王先生又特别为伍嘉恩寄去一副亲笔书写的楹联：“嘉木陈堂宇，恩波护岛城。”既嵌入她和店铺之名，也有慰勉和祝福的意思。他知伍嘉恩中文不好，写了一封英文信附在后面，为她仔细讲解了楹联的意思。并非伍嘉恩独有这份礼物。1992年那个春节，王先生身边几个亲近的晚辈都得了一副将名字嵌在联语之中的墨宝。萨本介记得，他得的字联是：本固邦宁宁有日，介而景福福无疆。“王伯交给我时说：‘你这两个字真不好嵌进去，费了老大劲儿！’王伯还亲写了出处说明：‘本固邦宁’出自《尚书·五子之歌》：民惟邦本，本固邦宁。‘介而景福’出自《诗经·小雅·谷风之什·小明》：神之听之，介而景福。这样一副联，渗透着情感和文化纵横，此为王伯人格人品之一斑。”
傅万里是已故传拓圣手傅大卣的儿子，有时会帮王世襄先生墨拓铭文。有一天傅万里到王世襄家，聊起养蛐蛐，王先生就问他：蟋蟀谱瞧了吗？他问的是他写的那本《蟋蟀谱集成》，大约是在10年前出版的。傅万里老实回答，说没有仔细读中间的内容，只觉得代序的六首诗好玩。王先生听了就说：其实，那本书我是认真按做学问方法写的。当年促成《蟋蟀谱集成》问世的老编辑蔡耕，对王世襄倾注于这本书的感情自是了解更多。他撰文讲述过“耳听”《秋虫六忆》一幕，王先生烂漫的样子就如在眼前。他写道：1992年5月，我和同事冒着小雨去王家取《蟋蟀谱集成》的书稿，对着清单一一收齐。“最后王世襄取出一沓原稿纸举手扬了一扬，面露微笑说：‘《秋虫六忆》写完了，也交稿了。不过，今天我要朗读一遍，怎样？’众口同声连说：‘好！好！’出乎意外的，王老还朝着老伴袁荃猷说：‘你也坐下来听听。你还没有听过我的全文朗诵哩！’……就这样，一篇两万五千字长文，由一位77岁高龄老人，不疾不徐地全文朗读完毕。王老显得有点兴奋，愉快，也就是劳动者在劳作过后看到自己果实时那种心情的流露。也可能就是‘驱使吾使然而终不悔者，实因无往而不有乐在’了。”

蛐蛐情义
做饭那些事儿
“你们老过不完皇上的瘾”